世界名人傳記系列——

 

 

 

 

文學藝術家卷——列夫·托爾斯泰

陳殿興   編著

第十三章  第二次出國



 

  1860年4月10日,托爾斯泰在給德魯日寧的信里說:“春光明媚,似乎應該萬事如意,可是就在這時一種可怕的悲痛降臨到我們頭上了。

  您知道,我一個哥哥死于肺病,今年尼古拉大哥又顯露出完全相同的癥狀,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加劇著。”

  尼古拉這時已在德國的索登養病。謝爾蓋也在國外。

  1860年6月24日,托爾斯泰的妹妹瑪麗亞帶著孩子離開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去莫斯科,7月1日到彼得堡,第二天就從彼得堡乘船前往波蘭的什切青。在什切青沒有停留就到了柏林。在柏林呆到7月5日(公歷17日)。他的妹妹瑪麗亞在柏林逗留了四天,便接受醫生建議,到普魯士的索登療養去了。

  托爾斯泰在柏林參觀了一些博物館,在柏林大學聽了一次歷史課、一次生理學課,在柏林手工業者俱樂部聽了一次科學內容的演講。講演之后,舉行了“問題箱”開箱式,由專家回答投入箱里的問題紙條。這種文化教育形式,托爾斯泰以前沒見過,頗感興趣。托爾斯泰訪問了這個俱樂部兩次,把手工業者聯合會的章程和問題箱里的一張紙條帶回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在柏林的最后一天,托爾斯泰參觀了一座單人監獄。這種監獄是仿效美國的范例建立的,當時歐洲剛剛出現。7月26日,托爾斯泰離開柏林去萊比錫。在萊比錫逗留一天,便聽從醫生建議去基青根療養。從7月27日到8月26日,他在基青根逗留。在這期間,他參觀學校,接觸了一些教育家,并研讀了勞默爾的《教育學史》。他還買了許多教育學著作,并通過代理商到美國去訂購了書。

  這時尼古拉的病并不見好。8月12日,他到基青根來看過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顯然8月末接到大哥的來信,知道醫生建議他到法國南部的基厄爾治療。托爾斯泰決定陪同哥哥前去。9月6日,托爾斯泰和哥哥妹妹一起到了基厄爾。在基厄爾,托爾斯泰又開始寫《哥薩克》。

  基厄爾的溫暖的海濱氣候也未能挽救尼古拉垂危的生命。尼古拉于9月20日(公歷10月2日)逝世。托爾斯泰感到十分悲痛,自不待言。

  在當地安葬了哥哥之后,托爾斯泰由基厄爾市內搬到海邊——他妹妹住在那里。

  托爾斯泰下榻的別墅里,住著一家俄國人,姓普拉克辛,家長是個團長,是從明斯克來的。他家有個孩子,叫謝廖扎,當時九歲,常跟托爾斯泰一起玩。謝廖扎·普拉克辛1903年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回憶了跟托爾斯泰在一起的日子。據他說,托爾斯泰早晨早早起來坐在桌前寫作。常拿出許多時間來跟孩子們玩。當時有四個孩子:除謝廖扎外,托爾斯泰妹妹的三個孩子也來了。托爾斯泰常跟他們一起玩,如自己平躺到地板上,讓孩子們也都這么躺下,然后不用兩手支撐站起來;在門框上拴上繩子翻跟頭,叫孩子們翻,自己也翻;領著孩子們做長途散步,散步時給孩子們講故事,看到謝廖扎身體單薄,還常背他;教給孩子們畫圖畫,寫作文。

  托爾斯泰常離開基厄爾到馬賽去,目的是考察當地的學校。據謝·普拉克辛說,那里共有八所工人學校,托爾斯泰全考察過。孤兒院“讓四歲的孩子像士兵一樣按哨音在大長桌子旁邊做動作,在口令的指揮下舉和把手放下,用哆哆嗦嗦的奇怪聲音唱贊美上帝和恩人的歌”,給托爾斯泰的印象很不好。

  考察完了學校,托爾斯泰常在馬賽大街上轉游。他看到博物館、群眾圖書館、劇院、書店、咖啡館、出版社,心想:“這是潛移默化的學校,它在跟強制性的學校競爭,使那種學校的教學內容顯得幾乎一文不值。”他在10月25日的日記里寫道:“學校不在學校里,而在雜志和咖啡館里。”

  看到托爾斯泰這么愉快活躍,誰也想不到他心里這時經歷著一個消沉時期。哥哥的死震撼了托爾斯泰,他想到了死。死這個想法以前也困擾過托爾斯泰,使他產生了“為什么?”這個問題,他當時沒有找到答案。那還是1858年8月21日,他讀完斯坦克維奇①的書信集后,在寫給奇切林的信里提出來的:“為什么呢?為了什么目的呢?這么一個可親的絕好的人痛苦,高興,徒然希望……除了憂傷、恐懼以外,對這個‘為什么?’的問題無法回答。對我的心靈里的最好的東西,現在也響著‘為什么?’這個問題。”
①斯坦克維奇,尼古拉·費拉基米洛維奇(1813—1840)俄國思想家,詩人,社會活動家。

  哥哥的死又把這個折磨人的沒有解決的問題以可怕的力量提到了托爾斯泰面前。10月25日,他在日記里寫道:“尼古拉逝世快一個月了。

  這件事使我可怕地脫離了生活。又是‘為什么?’離到那兒去的時間不遠了。到哪兒去呢?那兒是不存在的。企圖寫作,迫使自己寫作,寫不下去,因為我看不出來工作的意義,沒有力量和耐心工作。”可是托爾斯泰并不甘心消沉下去。10月28日,他在日記里寫道:“用牌占掛,猶疑,閑散,悵惘,關于死的想法。必須擺脫這種心情。一個辦法——強制自己寫作。”接著,他給自己提出任務:“午飯前寫第一章。”同一天晚些時候,托爾斯泰又補記“沒有超過半章”,這里可能指的是第二章,因為他接著給自己第二天提出的任務是“寫完第三章,如果來得及的話”。寫什么作品,日記里沒有記載,但根據他1861年3月14日(公歷26日)給赫爾岑的信可以斷定,這里指的是描寫十二月黨人的小說。

  12月中旬,托爾斯泰離開基厄爾到尼斯,從尼斯又去佛羅倫薩——堂姑亞歷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跟公主一家在那里。在這里,他逗留了將近兩個星期。

  在佛羅倫薩,他結識了著名的十二月黨人、他的遠房親戚(其曾祖父是托爾斯泰的曾外祖父)沃爾孔斯基公爵和他的夫人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娘家姓拉耶夫斯卡婭)。沃爾孔斯基公爵曾被流放西伯利亞,他的夫人不顧一切跟他到了西伯利亞。托爾斯泰見到他的時候,他已70多歲,披著長長的白發,托爾斯泰覺得他像個古代的先知。

  在佛羅倫薩,托爾斯泰還認識了俄國畫家尼基京。托爾斯泰說,他“很有才華”,“鉛筆畫好得出奇”,他給沃爾孔斯基公爵和托爾斯泰各畫了一張肖像。

  托爾斯泰離開佛羅倫薩,到了里窩那;從這里,他去了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給他的印象很好。他喜歡聽那不勒斯街頭歌手唱歌;激賞那布勒斯灣的美麗景色。

  托爾斯泰接著到了羅馬。在羅馬發生了托爾斯泰“回歸藝術”的現象。托爾斯泰約有一年半的時間對藝術抱著懷疑有時甚至否定的態度。

  這個時期結束了,直到1880年代初在20年中間再沒有犯過。

  在羅馬,托爾斯泰認識了一些俄國畫家,其中有他的好友瓦·鮑特金的兄弟米·鮑特金。由于對繪畫產生了興趣,托爾斯泰還拜訪了西班牙畫家、法國畫家的畫室。

  初到羅馬時,托爾斯泰覺得羅馬廢墟太多,使他感到壓抑。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米·鮑特金,米·鮑特金建議他到郊區走走,他接受了這個建議,跟米·鮑特金在郊區轉了一整天,托爾斯泰對意大利的風景贊不絕口,從而也愛上了羅馬這座古城。

  1898年,有個德國傳記作家問托爾斯泰訪問羅馬的印象時,托爾斯泰說:

  “我很了解這座城市,我當年曾跟一個俄國畫家——名字我想不起來了——從那兒出發暢游了那不勒斯、龐培和格爾庫拉奴姆……應當承認,古代藝術并沒有使我產生極其強烈的興趣,沒能使我像周圍的人那么感興趣。我當時曾跟屠格涅夫談過許多,我深信人們對古典藝術評價過高……我最感興趣的是人。在您寫的關于我的那篇文章里,我昨天讀到一條評論,我覺得是成功的。您說我到處只對人感興趣。我在羅馬的情況可以證明這論斷多么準確。當我回憶那個時期時,在我的腦海里只呈現出一件小事。那是我跟我的一個伙伴在平喬山上散步,山腳下有一個極可愛的孩子,長著兩只黑色的大眼睛。是個典型的意大利老百姓的孩子。我現在還聽到他喊:‘Datemi’unbalocco.(“給我一個玩具。”)別的印象幾乎從我的記憶里全消失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對人民比對周圍風景和藝術品更感興趣。”

  離開羅馬以后,托爾斯泰回基厄爾呆了幾天,然后就去了巴黎。到巴黎的時間不晚于2月18日。

  如今托爾斯泰旅行的目的就是了解國外學校教育工作的情況。托爾斯泰的檔案里還保存著法國教育部兩個職員給他的信——托爾斯泰曾請求他們給他開參觀巴黎學校的介紹信。在他所訪問的巴黎的一所學校里,托爾斯泰在教師的允許下,給學生出了個作文題目,并把學生們的作文本帶回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在巴黎時,他對用簡譜教成年工人唱歌,很感興趣。

  在巴黎時,托爾斯泰買了教育方面的書籍,請奇切林在他走后寄到彼得堡教育部去,以便托爾斯泰回去后去取。

  在巴黎時,托爾斯泰跟屠格涅夫靠近了。屠格涅夫2月27日寫信給安年科夫說:“前幾天托爾斯泰從意大利來此地——不無怪癖,但平靜和氣。哥哥的去世給他的影響很強烈。他給我讀了某些新作品片斷,根據這些片斷可以得出結論,他的才華遠未枯竭,他還有遠大的前程。”

  3月1日,托爾斯泰離開巴黎去倫敦。

  到倫敦的第一個星期,托爾斯泰牙痛,所以沒有像希望的那么積極活動。

  他來倫敦的目的跟去巴黎的目的一樣:為了考察學校教育工作情況。

  他的檔案里至今還保存著英國教育部職員給他開的參觀學校的三張介紹信。牛津大學詩歌教授阿諾德也給他開了一張介紹信,落款日期是月11日,列了倫敦七所學校,并附有如下請求:

  “我將非常感激上述學校的老師們,如果他們能給拿此信的人、俄國來的紳士托爾斯泰伯爵提供參觀學校的機會并對他感興趣的問題給予說明的話。托爾斯泰伯爵對教育問題感興趣,他特別想詳細了解自然科學的教學法。”(原文是英文)

  教育部一個職員還把教育委員會給國會的兩份報告給了托爾斯泰。

  有一個職員在托爾斯泰離開倫敦之后還給托爾斯泰寄了一份該委員會的一份詳細總結報告。

  托爾斯泰參觀學校時,跟他在法國時的做法一樣,不只是消極地觀察,而且向學生提問題以便更好地弄清學生知識水平和智力發展程度。

  托爾斯泰在參觀學校的同時,也抓緊時間熟悉英國的教育書籍。為此,他每天到剛開設不久的實用藝術和工業教學資料博物館(即肯辛頓博物館)。他對49種各類教材做了簡要批注。

  托爾斯泰買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學書籍發回俄國,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倫敦的機會聽了心愛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講。

  他還抽時間到下議院去聽了一次辯論。

  對托爾斯泰來說,他在倫敦逗留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是結識赫爾岑并同他經常見面。本來第一次出國時他就準備去看赫爾岑,因為當時未去英國,沒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倫敦,他自然要急于實現自己的夙愿了。

  托爾斯泰后來說,他去的時候,先沒有報自己的姓名,只說是一個普通來訪的俄國人,赫爾岑沒有見他,于是他便遞上自己的名片。過了一會兒,樓上便傳來急速的腳步聲,赫爾岑像球一樣從樓梯上飛下來。

  使托爾斯泰驚訝的是,赫爾岑胖墩墩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卻渾身洋溢著精力。

  托爾斯泰回憶說:

  “他活潑,反應快,聰明,有風趣,馬上就跟我談起來,好像我們早就認識,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閃光,這種罕見的結合,我后來在任何人身上也沒見過……我記得很清楚,他不知為什么沒有讓我進他的住房,而馬上把我領到隔壁一家不怎么樣的餐館里去了。我記得,這甚至使我吃了一驚。我當時很講究穿戴。我戴著高筒大禮帽,穿著帕默斯頓式時髦長大衣,等等;可赫爾岑卻連禮帽也沒有戴,只戴一頂扁乎乎的制帽。馬上有幾個波蘭活動家過來,赫爾岑當即跟他們打交道。他介紹我跟他們認識,不過后來可能后悔了,因為剩下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說:‘馬上就顯出俄國人的魯莽性來了。難道有波蘭人在場可以這么談嗎?’不過這一切在赫爾岑身上都顯得淳樸,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沒有見過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爾岑寫信給屠格涅夫說:“跟托爾斯泰已成近交;我們已開始爭論了;他固執,愛發怪論,但憨厚,是個好人。連我們五歲的小女兒麗莎都喜歡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還有什么呢?不過他為什么不思考,對什么問題都像在塞瓦斯托波爾似的靠勇敢猛攻解決?”

  3月12日,赫爾岑在給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里又說:“托爾斯泰伯爵有時胡說八道得厲害;他得到的許多印象還沒有消化。”

  據托爾斯泰后來回憶,在倫敦一個半月,幾乎每天都到赫爾岑家里去,談各種有趣的話題。

  談的話題里,根據各種材料推測,里面肯定有俄國國內情況,有十二月黨人的問題,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學校的情況,托爾斯泰也講過塞瓦斯托波爾的俄軍情況;自然,他們也談過音樂。

  托爾斯泰離開倫敦去布魯塞爾前,赫爾岑給他寫了給波蘭革命家萊萊韋爾的介紹信。赫爾岑也想給他寫這樣一封介紹信給蒲魯東,但托爾斯泰沒來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爾斯泰離開倫敦。也正是在這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了關于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農奴的宣言)的報道。他對沙皇宣布的解放農奴的措施是不滿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從法蘭克福寫給赫爾岑的信里說:“您讀過關于農奴解放的細則嗎?我認為這是一篇毫無用處的廢話。”

  托爾斯泰到布魯塞爾的目的就是要拜訪蒲魯東①和萊萊韋爾,因為赫爾岑經常提到他們。
①蒲魯東(1809—1865)法國社會主義者,第一個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人。

  在1862年脫稿的《論國民教育的意義》里,托爾斯泰回憶跟蒲魯東見面的情形說:

  “去年我有機會跟蒲魯東先生談過俄國問題。他當時在寫《戰爭的權利》一書。我對他講了俄國,講了農民解放問題,講了上層人士中間出現一種非常強烈的注重國民教育的傾向,強烈得有時可笑,變成了時髦。

  “‘難道真是這樣嗎?’他問。

  “我回答說,據從遠處判斷,俄國社會已認識到,沒有國民教育,任何國家制度也不會牢固的。

  “蒲魯東站起來,在屋里踱了一會兒,說:

  “‘假如真是如此的話,’他像有些羨慕似地對我說。‘你們俄國人是有未來的。’”

  萊萊韋爾是波蘭革命家、歷史學家,曾任華沙大學和維爾那大學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辭職。參加波蘭1830年起義,并成為民主派領導人之一。起義失敗后流亡巴黎,領導波蘭民族委員會。1833年,被法國放逐,移居布魯塞爾。

  1859年1月,彼得堡開始出版波蘭文的《言論報》,其宗旨是促進波蘭人同俄國人和解,主張一方面波蘭人放棄爭取波蘭獨立的行動,另一方面俄國政府承認波蘭在語言、信仰、民族文化領域內完全自主。出版人奧格雷茲科寫信請萊萊韋爾參加報社工作,萊萊韋爾回信說支持辦報但他不能參加。奧格雷茲科把信的全文加了簡短按語刊登在報上。沙皇大怒。下令查封報紙,并把奧格雷茲科在彼得保羅要塞里監禁一個月。

  奧格雷茲科案件那時在彼得堡極為轟動,托爾斯泰當時肯定聽說過。如今又聽赫爾岑多次提到萊萊韋爾,所以決定去拜訪他。

  托爾斯泰并不知道萊萊韋爾的準確住址,到附近一家小鋪去打聽,人們十分高興,對這位波蘭流亡者非常尊敬,把他住的閣樓指給了他。

  萊萊韋爾當時孤身一人,年邁體弱,生活極為貧困。門上安裝門鈴的地方,安了一個像鋼筆水瓶似的東西。他住的小房間里到處是書、塵土、垃圾。

  托爾斯泰轉達了赫爾岑對他的問候。萊萊韋爾馬上跟他暢談起來,說明波蘭和波蘭的歷史,并證明斯摩棱斯克“自古以來是波蘭的城市”。

  這次見面給托爾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弄到萊萊韋爾的一張肖像,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以后就掛在書房里。在布魯塞爾脫稿的小說《波利庫什卡》第一稿的一張稿子的背面記有“自由戰士”萊萊韋爾“在一家理發鋪的閣樓上奄奄一息”。

  托爾斯泰并未言過其實。托爾斯泰訪問他一個半月之后,他于1861年5月29日死在巴黎一家市立醫院里。

  托爾斯泰在布魯塞爾也沒有間斷考慮自己的學校和教育學問題。

  他定購了一套鑄鐵字母以訓練學生寫字。

  托爾斯泰在這里也買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書發回彼得堡。

  他決定回俄國后創辦一份教育雜志,他擬定了未來雜志的綱要,以便呈請教育部批準。

  他著手撰文論述教育考察的印象。他說歐洲“把人的心靈作為一種復雜物質分解為記憶、智慧、情感等等,知道每一個部分應做什么練習以及做多少練習。”“他們什么都有規定,為發展人類天性,他們有現成的一成不變的模式。”他說,不管什么學校,到處都是全面的機械訓練。這種機械訓練表現在各個科目的教學里;在讀寫訓練里,在教義問答、歷史、地理、數學等課程的教學里,都是機械訓練。到處都可以看到被強制趕進學校里不耐煩地等著鈴響的孩子們的枯寂的面容。

  在布魯塞爾時,托爾斯泰幾乎天天到俄國科學院副院長東杜科夫—科爾薩科夫公爵家里去。他讀自己的新作品給他們聽,跟小姐們四手聯彈鋼琴。東杜科夫—科爾薩科夫一家人也喜歡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基厄爾見過東杜科夫—科爾薩科夫的侄女葉卡捷琳娜。離開基厄爾三個半月之后,托爾斯泰突然想要跟葉卡捷琳娜結婚。3月末或4月初,托爾斯泰往基厄爾給妹妹寫信征求意見,他妹妹一再回信極力贊成,可是托爾斯泰考慮來考慮去,最后卻放棄了這個打算。

  托爾斯泰開始寫《波利庫什卡》。這部小說的情節是以東杜科夫—科爾薩科夫的一個女兒告訴他的一件真事為基礎的。

  1861年4月8日,托爾斯泰離開布魯塞爾到了安特衛普,然后就進入德國。4月9日到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當天就動身去愛森納赫。路上他出現了久未出現的宗教情緒。他在4月13日的日記里寫道:“愛森納赫——路——關于上帝和永生的思想。上帝恢復了,希望在永生里。”

  這里講的“上帝恢復”說明,哥哥去世使他產生的消沉情緒已完全消失了。在愛森納赫住了兩天,4月12日到了魏瑪。在這兒逗留了六天,仍然是拿出許多時間來考察學校和幼兒園——這兒是弗雷貝爾體系幼兒園的發祥地。托爾斯泰認為教學方法刻板劃一,不因材施教,是幼兒園教育的主要缺點。

  4月18日,托爾斯泰離開魏瑪去德累斯頓。

  4月21日,托爾斯泰離開德累斯頓去柏林。

  在柏林,托爾斯泰認識了一個姓奧艾爾巴赫的德國作家。這個作家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品,他見面以前就讀過。他特別喜歡奧艾爾巴赫185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新生活》。這部小說講的是年輕的法肯貝爾格伯爵1848年革命時在巴登參加巷戰,受到追捕,后來逃到一個小村。在這里認識了教師鮑曼。鮑曼想去美國,伯爵給了他路費,他們交換了護照。

  伯爵就用鮑曼的名字留在村里當教師。參加田間勞動,跟農民打成一片。

  鮑曼使用的教學方法跟托爾斯泰不謀而合。托爾斯泰1868年向一位來訪者推薦這部小說時說:“我之所以為我的農民開辦學校應當感謝這個作家。”

  在柏林一見奧艾爾巴赫,托爾斯泰就自我介紹說自己是鮑曼。看到作家臉上疑惑的神色,托爾斯泰急忙解釋說:“不是指姓名,而是指性格。”

  托爾斯泰同奧艾爾巴赫談話內容極其廣泛。奧艾爾巴赫給他的印象極好。他在日記里寫道:“奧艾爾巴赫(以下是十五個驚嘆號——引者)。絕好的人……四十九歲,直率,年輕,信教。不是否定的詩人。”

  1861年4月10(公歷22日)托爾斯泰離開柏林回俄國。

 



 

 

 

马会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