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系列——

 

思想家卷——薩特

李利軍   編著

第二十四章  從匈牙利事件到《辯證理性批判》



  旅游是薩特與波伏娃從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為止,他們已經游遍了大半個世界。在所有的國家中薩特和波伏娃最喜歡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倆最鐘情羅馬。這一年,他倆決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來這里的國家旅館住上兩個月。羅馬真稱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這兒既沒有絲毫外省氣息,但你能感受到鄉村的粗獷和靜寂:這兒沒有工廠、沒有煙塵,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塵不染的天空下浮動著的清爽空氣,看到在墻壁之間遺留著的土壤的色彩。每當傍晚來臨,羅馬就更美得讓人心醉:黃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鵝絨,屋頂上均勻地鋪著一層已逝陽光的余輝,又依傍著猶如一壇壇鮮花的繁星,燈光將一束束噴泉化成枝狀形的寶石在輕輕波動,倒影點點的水底中,石塊也變成了微動漣漪的晶體。羅馬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在這里,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稱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羅馬格外讓人心曠神怡,尤其是眼見意大利人成功地實現了薩特期望在法國實現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團結在了一起,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支持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一直信守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面對如此友好、自由的氣氛,薩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條鏈,而不幸和煩惱是這條鏈上的鏈節。10月24日,薩特、波伏娃正與意大利共產黨員畫家古圖索一起愉快地共進晚餐,一張報紙上的大標題讓他們驚呆了: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蘇聯陸軍和空軍進攻叛亂者。仿佛被人打了一悶棍,他們三人弄不清所發生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么。他們只能心神不寧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報道。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是人民對于一個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無比嚴酷的生活條件的反抗情緒的一個大爆發。可蘇聯為什么這樣急于干涉呢?它這樣做不是公然違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諾的不干涉原則嗎?它不是會在世人的眼中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列強,變成一個壓迫者嗎?想到幾百萬人正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薩特將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激動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最后機會,而它卻背叛了社會主義。”“而我們既不能贊同這一干涉,也不能譴責蘇聯。”古圖索接過話頭,淚水從他眼中奪眶而出。為了抵制絕望情緒,薩特拼命說話,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嗆得眼淚直流。然而一切都無濟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開始滴血:難道過去將近4年時間里自己為設法與共產主義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嗎?為了達到某種一致,為了使這種一致不受影響,薩特曾經用了那么久的時間,花費了那么多的心血!

  盡管不愿整個地懷疑自己從1952年以來為接近共產黨而與****勢力作斗爭的種種努力,薩特仍然毫不猶豫地對蘇聯的入侵進行了譴責,于是,還沒從意大利回到巴黎,他已經受到了法共報紙的批評。法共對這次事件的態度是模棱兩可的,對事件的真相老是閃爍其詞。他們用“法西斯主義者的暴動”來稱這次匈牙利發生的動亂,并稱布達佩斯工人為

  “墮落階級的殘渣”,“凡爾賽分子”。他們仍然無保留地與蘇聯保持一致。

  11月4日,蘇聯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薩特感到必須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憤怒的譴責,當《快報》記者就此對他進行采訪時,他十分激動地說:

  “我堅決地、毫無保留地譴責蘇聯的侵略行徑,但我并不認為這一事件應由蘇聯人民負責。我非常遺憾地,但又是徹底地同那些沒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殺行徑的蘇聯作家朋友們斷絕關系。與蘇聯官僚領導集團保持友誼是不可能的。統治就是恐怖。”

  薩特還以同樣堅決的口吻譴責了對蘇聯部隊的血腥干預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指出他們的反應是根本不負責任的。這次談話在法國引起了轟動,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國外電臺、報刊也紛紛進行引用。

  不論他人作何理解,薩特繼續做著他認為應該做的事。他會同其他幾位作家,聯名寫了一份反對俄國干涉的抗議書,然后發表在具有廣泛影響的《觀察家》周刊上。他們還在全國作家委員會上集會,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記者,薩特還辭去了法蘇友協副主席的職務,并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書作序。一時間,蘇聯作家紛紛寫信給他,對他所采取的態度表示惋惜。

  如何從這一沉痛的事變中吸取教訓?1957年1月號的《現代》雜志是一份討論匈牙利問題的專號,內容幾乎包括了從蘇聯“二十大”到匈牙利事變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在長達20頁的社論《斯大林的幽靈》中,薩特指出了這份雜志未來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動必須包含對其本身的道德估價”。正是基于這一原則,薩特批判了蘇聯對待周邊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態度。在文章的最后,他不無沉痛地談到他與共產黨的關系:

  “我們與共產黨人相互討論已經幾年了,最初雙方唇槍舌劍,后來轉而友好相處……今天,我們重又回到了對立的狀態:原因僅僅是沒有別的辦法。與現在這樣的,并試圖這樣繼續下去的共產黨聯盟,其結果只會給實現惟一的陣線的最后一些希望帶來危害。”

  對薩特而言,與共產黨的決裂是個幾乎不堪承受的打擊,這也使一直追隨他的波伏娃和其他朋友陷入了迷惘。這意味著加繆和梅隆-龐蒂是真理的預見者,而薩特不久前才寫出來的《共產黨人與和平》只是一種虛幻。毫無疑問,右派將更加理直氣壯。薩特細細地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他發現自己并沒有錯:蘇聯領導人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并不代表社會主義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當今人類的惟一希望——雖然它在蘇聯所形成的現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經不那么純粹了。薩特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構建一種“活的馬克思主義”呢?為此,他與反對他的共產黨人進行頻繁的討論,與流亡到法國來的波蘭知識分子一起探討。如何從內涵上復活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從表面上加以修改,這成為以后幾年中薩特思考的核心問題。

  和往常一樣,現實斗爭的失敗再次使薩特回到他的哲學思考上來。怎樣才能從內部激活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這一時代的哲學更具啟發性和可調節性,而不至于變成一種僵化的教條?這一問題事實上與薩特自從在政治上向共產黨靠攏以來一直思考著的一個問題相重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系問題。從50年代初起,薩特開始重讀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并不斷探索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試圖在哲學上把自己那種從主觀性出發的方法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綜合起來。這種思考的結果便產生了薩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

  薩特一直感到自己的思考還不成熟,因而不曾動筆,這時外部的助力恰到好處地出現了。這一年,薩特的戲在華沙上演,他與波伏娃應邀訪問波蘭,波蘭雜志《克拉科夫》的負責人利索威斯基約請薩特寫一篇有關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關系的文章。這篇文章使薩特一發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寫一本書,才可能較為清楚地闡述這二者之間的關系。

  從1957年底開始,薩特忘情地撰寫《辯證理性批判》。這次,薩特的創作狀態使波伏娃大吃一驚。平時寫作時,薩特總是寫寫停停,寫完一部分后總要回頭看看,思考后再作修改,有時會把不滿意的那頁紙撕碎,從頭再寫。這一次,他的寫作速度快得嚇人,他總是一連幾小時不停地寫,寫完一頁就翻過去,從來不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內容。然而即使他的筆迅捷無比,還是跟不上思考的進程。為了保持這種速度,薩特常常一邊寫作,一邊嘎吱嘎吱地嚼興奮劑膠丸。開始他只嚼少量幾粒,接著用量逐漸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劑量竟達到20粒——整整一瓶!

  “安非他明使我思維和寫作十分快捷,至少達到我正常速度的3倍,而我正需要加快速度。”20年后他這樣說道。

  每到傍晚,已經連續伏案工作了10個小時的薩特實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筆來。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來,薩特看上去有些迷迷糊糊,說起話來含混不清,顛三倒四。晚上,薩特無法繼續工作,總是呆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時光。當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時,他就開始語無倫次了。“就喝這么多吧。”波伏娃這時總會從他手中拿過酒瓶。“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已經漲紅了臉的薩特十分固執,波伏娃只得違心地替他倒上第二杯。接著,他要第三杯,第四杯……他已經失去了對自己言行的控制力。波伏娃試圖與他爭論,然而無濟于事,而且吵架只會增加薩特的疲憊。可是,也不能眼看著他自我毀滅呀!波伏娃心如刀割,卻又實在無計可施。有兩三次,她實在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把酒杯在廚房里的瓷磚地板上摔得粉碎,淚如泉涌。好在《辯證理性批判》很快便完成了。

  不同于一般哲學家的作品,引經據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結論,這部著作在體裁和文字上可謂隨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長很長,句子多是長句,有時一個長句竟占去半頁之多,另外,薩特還在其中插入了許多自己創造的新術語、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與虛無》來,《辯證理性批判》更讓普通讀者難以卒讀。

  《辯證理性批判》是薩特通過“批判”,把存在主義思想“補充”到馬克思主義里面去,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復活”的一種嘗試。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主義已變成了教條主義。薩特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遲鈍性”與“先驗性”,提出惟有“人類的創造性”和“個人的主觀性”才能作為客觀性的兩個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會和歷史。最后他建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應一方面接受美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應用精神分析學分析作為整體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創造性,為其辯證法提供堅實的依據。

  《辯證理性批判》代表了薩特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的一個階段。他自己在晚年對這部書作出評價說:“《辯證理性批判》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但卻是反對共產黨人的,我那時候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被共產黨人完全歪曲變質了。現在,我不完全這么想。”晚年的薩特已經在更大程度上贊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其中的主要方面,如階級斗爭論、剩余價值論等是站得住腳的。只是當時的蘇聯過多地吸收了其中的權力哲學,因此讓他困惑不已。從青年時期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到中年的批判性地接近馬克思主義,到晚年的在原則上完全同意它,薩特走過了一條日益向共產主義靠攏的道路,這同時也是薩特自己的哲學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存在與虛無》主要是借助于對行為的分析,從心理和道德兩方面考察人類的異化;而《辯證理性批判》則通過引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補充了這種異化的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從而使存在主義理論更完整、更合理地說明了被異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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