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系列——

 

思想家卷——薩特

李利軍   編著

第二十九章反對越南戰爭



  一個信奉和平主義的人道主義者不能容忍任何侵略行徑。

  當薩特不再被阿爾及利亞戰爭所纏繞時,越南戰爭又占領了他思想的最前線。

  1965年2月7日,美國人以一艘驅逐艦在東京灣被北越魚雷快艇所襲擊為借口,出動空軍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后空襲逐步升級,一場把越南人和美國人都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的戰爭開始了。美國人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統一,從而保住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控制權。

  恰好這年年初,美國康納爾大學邀請薩特去那兒舉行關于福樓拜以及哲學的五場學術報告,薩特接受了。然而隨后所發生的一切使薩特感到自己不應去美國。美國人無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決權利讓薩特深惡痛絕,他決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來反對這場侵略戰爭。他當即寫信給康納爾大學說明自己拒絕去美,因為越南戰爭的局勢越來越嚴峻,而自己作為一個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歐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國國務院申請入美簽證。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說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將指責他,因為“人們是不到敵人那邊去的”。

  一開始,美國的左翼人士因為薩特的“變卦”而批判他:“這是背棄!讓我們丟臉!”他們認為薩特應該對那些對他期待已久的人負責。但慢慢地,他們開始理解并贊賞薩特的決定,并承認拒絕邀請所造成的影響比發表大量講話還大。“他一直對我們非常有用,這是一個榜樣”。越來越堅決地投入到反戰斗爭中的美國人如是說。無獨有偶,不久20位美國作家拒絕了白宮對他們的邀請。薩特對這場侵略戰爭的第一次抗議無疑取得了勝利。

  戰勢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國陸戰隊在南越登陸,17個國家呼吁停止戰火,舉行和平談判。薩特對記者說,這是在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他希望美國知識界取得比他們的法國同行當年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們沒有成功,示威也不會是徒勞無功的,你們的示威是在不負責任的人們正在全世界使你們的國家蒙上丑惡形象時進行的……”

  這場戰爭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對。在隔海相望的英國,一位已有93歲高齡的哲學家正策劃著一個較大的行動。以在哲學、數學、邏輯學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聞名于世的伯特蘭·羅素同時是一位畢生獻身于人類和平的社會活動家。他曾因介入古巴導彈危機,而成為反對核武器運動的領袖;一戰期間,他因煽動反對征兵罪而入獄;每過一段時間,他就會站出來和某種非議的勢力較量一番,使各種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斷發生的殘暴行為和美國國內因這場戰爭引起的騷動使羅素感到決不可袖手旁觀,他決定進行一場特別戰爭罪行審判。那么有誰愿意為這次審判擔任法官呢?盡管對薩特的存在主義頗有微詞,羅素還是第一個就想到了薩特。

  僅僅站出來說幾句話是不夠的,薩特和波伏娃毫不猶豫地同意擔任羅素法庭的成員,開庭的目的不在于確定美國是否犯了戰爭罪——這是顯而易見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美國引起公開的反對。一旦明白了它的意義之所在,薩特決定把全部精力放入這一新的事業。

  11月,羅素國際戰爭罪行審判法庭問世,但問題接踵而來——很難找到一個愿意做這次審判的東道主的國家。英國、瑞典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使自己不介入此事。薩特所希望的開庭地點——巴黎也拒絕了他們。薩特直接寫信給戴高樂責問此事,在回信中,盡管總統優雅地稱薩特為“我親愛的大師”,但沒有作出任何讓步。薩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筆鋒對戴高樂的做法加以剖析:“他這是想表示,他是在對一個作家說話,而不是對一個他不想承認的法庭主席說話。”接著,他指出政府之所以持這種態度,是因為美國的壓力以及不想群眾參與其政策的心理。然而,找不到開庭的地方并不意味著這是一項不合理的事業,“我們所遭致的困難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這些困難只證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們。為什么有人怕我們?因為我們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戰爭罪行的問題……”法國當局再一次領教了薩特的“厲害”。

  天無絕人之路,瑞典政府改變了初衷。因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原則迫使它承認:拒絕這種法庭在那兒召開是違反憲法的。1967年5月,薩特和波伏娃動身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羅素法庭的第一次開庭。

  斯德哥爾摩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位外來者展示它如詩如畫的魅力,然而與會者中誰也無法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地球的另一面:轟炸、燒傷、搶劫、酷刑……正使百萬民眾陷入了煉獄般的痛苦之中。本次法庭由羅素擔任名譽主席、薩特任執行庭長,南斯拉夫的杰出歷史學家、法學博士和社會活動家德迪杰主持審判,而其他法官則包括德國哲學家和作家岡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學家巴索、墨西哥前總統卡登納斯、菲律賓詩人赫南德茲、日本法律專家盛濱、物理學家松一佐方等等。而最讓人感動的是東道主國的那些年輕人自愿義務承擔起吃力不討好的翻譯、打印和復寫文件等工作,一時間,來自五洲四海的正義主持者們走到了一起。

  在經過了十多次常常開到深夜的秘密會議后,法庭正式開庭了。第一輪會議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美國是否犯有國際法所規定的戰爭罪?二、是否有以平民為目標的轟炸?如果發生過,又達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個問題的肯定答案不容置疑,新聞報道對第二個問題更感興趣。法庭上的物理學家通過展示殺傷彈的樣品證明:它們不能用來對付軍事目標,而是專為屠殺不發達地區的居民而設計的;派遣到越南戰場進行調查的醫生和新聞記者則用具體的數字和人員姓名證實了美國人故意選擇麻風病患者聚居地、醫院、學校和教堂作為轟炸目標,這些報告得到了幻燈片和錄像片的證實。最后兩位來自北越和兩位來自南越的老百姓當場展示了他們目不忍睹的傷口。午夜,法庭進行正式判決,薩特宣布對美國起訴的這兩個罪行完全成立,并詳細陳述了這種裁決的理由。整個會堂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掌聲。第二天,《紐約時報》、盧森堡電臺、法國電臺對法庭的判決作了公正的報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這里,投向了這一群敢于進行正義的裁決的人們。

  令人遺憾的是,法庭最想發揮影響力的地方——美國似乎對這次審判漠然視之,但沒有人為此感到氣綏。11月,薩特和波伏娃馬不停蹄地趕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審判的籌備工作中。這次的議題有三個:一、美國軍隊是否使用或試驗了戰爭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虜是否受到為戰爭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種族滅絕法定義的滅絕人口的趨向?

  這第三個議題讓薩特實在擔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何必提出這個問題呢?如果答案是“有”的話——這殘酷的現實又怎么讓人受得了呢?想想納粹屠猶吧!要防止人類再次陷入暴力的瘋狂,就必須直面現實。薩特和成員們決定不放棄這個棘手的議題。

  日本代表成功地證明了美國軍隊的確正干著滅絕種族的勾當。首先,他們以剝奪越南游擊隊的掩蔽物和食品為借口,把一種名為“綠葉劑”的有毒物品噴灑于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這種“綠葉劑”導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嬰兒數量的增加,這難道不是一種立竿見影的種族滅絕方式嗎?第二個證據是有關“戰略村”的報道。在越南的“戰略材”中,家庭分裂,人們處于差得令人震驚的衛生條件中,過著完全非人的生活。此外,美國軍隊對于密集人口區大規模的致命轟炸和有毒物質的噴射無不帶有滅絕人口的意圖。

  在聽了專家和證人們的發言后,薩特感到自己實在無法抑制胸間燃燒的怒火,他連夜趕寫了一篇文章,以嚴峻的事實闡釋了美國人在越南進行的戰爭為什么應該被認為是滅絕種族的行徑,并揭示出這種行為對于整個人類的危害:

  “所以,越南人是在為所有的人而戰斗,而美國勢力則在向所有的人開戰。這并不是形象化或抽象的說法。這不僅因為發生在越南的滅絕種族的行徑是受到人權普遍譴責的罪行,而且還因為滅絕種族的訛詐借助于核訛詐,也就是全球戰爭的訛詐逐漸向全人類蔓延,還因為每天都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的這種罪行把所有對此罪行不予揭露的人都變成了罪犯的同謀,并開始使我們墮落以便能更好地奴役我們。就此而言:帝國主義的種族滅絕行徑必然會變本加厲地蔓延開來:因為他們想通過越南民族而把矛頭指向全人類,想對全人類實行恐怖主義。”薩特的結論讓絕大多數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還對這一問題持保留意見的兩位法官聽完薩特的發言后,大受啟發,失聲叫道:“你使我們信服了!”

  反戰的情緒逐年增強,1975年,當戰爭結束時,《世界報》的記者問薩特,羅素法庭有什么意義,薩特直言它的實際意義不大,它在美國沒有起到什么推動作用,而其他國家也很少有認真對待它的。不過,正義的聲音只要不泯滅,人類就還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證明了“每個人既是他鄰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導”。

  這一古老的觀念。任何一個自由的、對某件重要社會事件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和其他同樣的人在一起去進行一個審判。哪里有正義,哪里就有法庭。

  不知從何時起,人們已經十分習慣和熟悉薩特那張四方臉、那個瘦矮的身軀以及他那獨特的、如金屬般刺耳的聲音。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會聽到他的譴責。薩特早已遠遠超出了一個普通作家和哲學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為一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的活動不局限于法國國內,他對世界上一切正義、進步的事業都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現在,薩特已經成為法國最受世人矚目、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左派”領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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