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系列——

 

思想家卷——薩特

李利軍   編著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癡》



  從1968年以來,薩特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活動。人們總是看到他忙于出席集會、發表講話、簽署聲明、宣言、抗議書、出庭作證、遞請愿書、會見記者、上街游行示威、會見左翼分子等等,因此當1971年,大部頭的三卷本傳記《家中白癡——居斯塔夫·福樓拜》映入讀者的眼簾時,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同一個問題: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夠一心兩用: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投入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卻從最深的層面追尋了一個19世紀的人物。

  跟人們的猜想不一樣,《家中白癡》并不是一部急就篇——“福樓拜花了我十年工夫,可以說,從《阿爾托納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這部著作”。而要談到薩特對于這位19世紀偉大現實主義作家的研究,則始于更早的時候。還在薩特五六歲剛剛學會閱讀的時候,他就對福樓拜有著非同一般的興趣,他曾幾十次地反復閱讀《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幾頁,到后來竟能整段地背下來,而福樓拜從十幾歲就開始的創作生涯,一直就鼓舞著幼年薩特。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他再一次細讀了《包法利夫人》,對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30年代他重讀了福樓拜的另一本著作《情感教育》,并就此和波伏娃作過長期的、激烈的探討,我們從薩特的成名作《惡心》中即可看出福樓拜對他的深刻影響。二戰期間,前線無戰事的境況使薩特進行了大量閱讀,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樓拜的書信集,他發現:這位偉大的作家不僅是個勝利者,也是個失敗者;他不僅是可敬的,也是可憐的,乃至可惡的。從此時起,薩特就萌發了以后要寫一部他的傳記的念頭。此后,薩特對于福樓拜的分析一直延續著,在《存在與虛無》中,他用福樓拜做例子來反對傳統的心理學,并建立了存在主義的精神分析理論:“這種精神分析尚未遇到它的弗洛伊德,我們至多只能在另外的論著中提供福樓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個例子。”1956年,一個契機使薩特正式決定開始著手寫福樓拜的一生:法國共產黨文藝評論家羅吉·伽羅蒂約薩特進行一次比賽,分別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一位著名人物,看誰做得更成功。薩特理所當然地選擇了福樓拜。

  《家中白癡》一經出版,便大獲成功。評論家們一致認為這是薩特最富詩意、最狂熱、最重要的評傳,它的產生是福樓拜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家中白癡》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這一方面是薩特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究福樓拜的結果,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創立的存在主義的精神分析方法的運用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因為在此之前,薩特曾用同樣的批評方法寫過兩本傳記。薩特是一位對各種體裁都能駕馭自如的作家,在小說、戲劇、文學評論等領域,他都收獲不菲,但直到此時,人們才不得不承認:他亦是一位為人作傳的大家。當傳記這種體裁還遠未受到人們的重視時,薩特已經在其中耕耘不輟了。

  薩特的第一部傳記是寫法國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這是1944年他應邀為波德萊爾的日記和書信選集寫導言的產物。此時的薩特一方面已經懂得了介入的必然性和作家的道德責任;另一方面還沒能完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和唯物主義,因此他主要是用最原始的存在主義分析法來對波德萊爾的一生進行剖析。薩特認為,存在主義哲學中的一個概念——“最初的選擇”最能說明波德萊爾性格和行為的形成。所謂“最初的選擇”是指人們在生命遭受最初的打擊或陷入最初的危機時為使生命得以繼續下去而做出的選擇,主體以后的自由選擇歸根結底與這個原始選擇分不開。薩特認為正是波德萊爾從幼年時便形成的自戀情結決定了他后來的一生。

  波德萊爾是19世紀法國最著名的象征主義詩人之一,他的名作《惡之花》發掘了惡中之美。是他首次把丑惡當作一種現實的存在方式和審美對象,而不僅僅把它看作道德譴責的對象,從而在文學史上開創了一種新的審美態度。波德萊爾這種奇特的“審丑”心理以及那綺麗的文風是怎樣形成的呢?薩特認為從他的兒童生活中就可找出端倪。

  波德萊爾幼年喪父,母親改嫁,繼父是一位曾任法國駐西班牙大使的將軍。波德萊爾與繼父相處極不愉快,他因繼父奪去了他深愛的母親而敵視他,繼父對他嚴厲得近乎****的管教則使這種敵視惡化為仇恨。薩特認為,波德萊爾試圖否定這個可怕的現實,而使自己停留在親生父親在世時的那段無憂無慮的日子。這種企圖使他選擇了“把自己當別人來看待”,并對這個“別人”無比愛憐和迷戀,這種做法就形成了他的自戀情結。此后,波德萊爾沉溺于自戀中而無法自拔,他的一生就是從一種自戀進入另一種自戀。由于感到被一切所拋棄,他只有自己喜愛自己。他的孤獨、獨創性、自我否定、對過去的崇拜、對惡的迷戀、自虐、形而上學的性保留、寄生習慣、保守又獨創的詩風等等,全都是他自戀的表現形式。他通過自戀戰勝其他人。

  由于波德萊爾已經成為法國詩壇的象征,薩特的論著一出版便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人們尤其指責薩特僅僅談了波德萊爾其人,卻完全忽視了其作品,其“詩的事實”。后來薩特自己對這本傳記也并不滿意,因為這位偉大詩人的人格形成和文學創作都被歸結到了他的最初選擇和最初的家庭經歷上,而忽視了他人與社會的因素。事實上,波德萊爾不僅僅是他自己的犧牲品,更是19世紀資產階級的殉道者。不論怎樣,這個導言的出版仍是波德萊爾研究中的一件大事,1947年,伽利瑪爾出版社以《波德萊爾》為書名出版單行本。

  被薩特選擇為之作傳的第二個人是當代法國著名詩人、戲劇家讓·熱內。讓·熱內是文壇的一位傳奇人物,他與薩特有過一段短暫卻親密的友誼。1944年5月的一天,薩特正在“弗洛”喝咖啡,一個英俊的小伙子向他走過來。他的頭發密密地拳曲著,薄嘴唇緊緊地抿著,走路的姿勢像一個將要上場的拳擊手。“你是薩特?”他唐突地問。在此之前,薩特曾多次聽朋友們說過這位在監獄中誕生的詩人的奇特經歷,并被其已經發表的作品所深深地打動。經過幾次接觸后,薩特被這位天才作家迷住了,他們成為了好朋友。1948年,當熱內因再次觸犯刑法而被判處流放時,薩特聯合其他著名作家為他發動請愿,而終于得到了總統的特赦。不久,伽利瑪爾出版社準備出版熱內作品的全集,熱內請薩特為這套全集作序。沒料到薩特一提筆作序便一發而不可收,最終寫成了一本長達600多頁的《熱內傳》,成為熱內全集中的第一卷。

  戰后的政治風云使薩特徹底擺脫了個人主義的局限,開始嘗試在歷史的、社會的環境中理解個人的自由,理解個人和他人的關系。這使薩特在剖析熱內的一生時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分析法,試圖揭示出在社會的重壓下,個人是如何實現自己的自由的。薩特后來自稱這本傳記“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詞的含義解釋得最清楚的一本書”。

  讓·熱內是出生在巴黎的私生子,10歲的時候因為無心的偷竊被送入教養院,從此便開始了小偷和流浪兒的生涯。以后由于走私、兜售毒品和充當男妓多次被判刑入獄。在獄中他開始寫作,用宗教式的語言描繪自己的監獄生活,逐漸形成了別人難以模仿的文風。當第一部小說《鮮花圣母》出版時,這位罪犯作家一舉成名,此后他不斷地發表了許多內容上頗有爭議,但其文學價值得到公認的作品。

  薩特從“自由”這個概念出發來從總體上詮釋熱內的一生。熱內有一種變成別人指控他的那種人的需要。因此當他在尚不明白偷竊的真實含義時因偷了一塊面包,而被別人稱為小偷時,他就把自己當作了真正的小偷,從而形成了自己有罪的迷信。此后他不斷作惡,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接受生活分派給他的“惡人”的角色。后來,熱內成為一個同性戀者,再后來他從事文學創作,而這些都是他的自我創造,自我表達,他通過這些來恢復他那被異化了的自我。薩特在展示熱內的一生時,指出他無疑是一個已經被異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那個異化了的社會的產物。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屈從于社會的重壓,在最不利的環境和條件下仍然努力實現個人選擇,最終贏得了個人的自由。因此,薩特認為,這位竊賊、詭辯家、雞奸者,既是一位“惡的即興表演者”,也是“我們時代的一位英雄”。據此,這本傳記取名為《戲子與殉道者》。

  薩特在寫作《熱內傳》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和熱內所共同具有的一種任何其他東西都無法凌駕其上的自由觀。不過,這本書卻使他和熱內的關系淡漠下來。熱內不喜歡這本過于真實的書,他原以為薩特會在序言中談他的作品,但沒想到出來的是一本無可辯駁的傳記。

  薩特在分析熱內時已經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分析法,注意到了熱內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以及個人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但還未能揭示現存社會的整個結構,未能闡明個人計劃與整個社會生活、與整個時代精神的關系,而這即是《家中白癡》一書的主要內容。

  在這部傳記中,薩特運用精神分析調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以及一種特別精細的閱讀方法顯示了福樓拜是如何反映了他所處的環境、時代以及階級的矛盾,從一向被人忽視的福樓拜年輕時代的草率作品以及信件中,薩特發現福樓拜精神、性格上的兩個重要特征:被動性和歇斯底里癥。福樓拜有一個極為盛氣凌人的父親和一個缺少母愛的母親。父親認為福樓拜智力低下,是個“白癡”;而母親雖然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但因為希望生下的是個女兒而對他毫無熱情。這既造成了福樓拜的被動性,也形成了他對于自己身份的匱乏感。為了取得一種身份,他從小的雄心就是成為一個偉大的喜劇演員,借此他可以發泄自己的施虐——受虐狂:他想讓別人嘲笑他,他想公開消滅自己身上一切人的價值,同時既證明他自己配不上他們,他們也配不上他的宏愿;為了隨心所欲地滿足自己這種愿望,他開始了文學創作。薩特認為,福樓拜這種精神病癥是時代的結果,他的不幸童年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矛盾,它們都是資產階級對自由的異化的產物。正是19世紀初法國資產階級的客觀環境及其意識形態,以及福樓拜童年特殊的家庭生活條件,決定了他選擇想像性的創造行為,從而成為了一位作家。

  薩特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所寫下的三本傳記,反映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的發展進程。薩特的馬克思主義朋友多少有些反對他寫福樓拜,因為這是“一個天才在一件資產階級的傻事上白費心血。”他們更希望他去寫一部為人民構思的長篇小說或關于左翼知識分子的專題論文。薩特理解這種觀點,但有自己的看法:“從內容上看,我寫這書似乎是在逃避現實,但以我寫這書運用的方法看,我覺得自己是同現實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此外,薩特一直抱著這樣的宗旨:不論歷史的特定時刻和社會、政治的環境怎么樣,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關于福樓拜的研究對達到這個根本點應該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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