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系列——

 

 政治家卷——維多利亞女王

 楊厚均   編著

第五章  君臨一切



  一、萬國博覽會大廈高聳入云,輝煌奪目,它象征著大英帝國的強盛與女王的威儀。


  從30年代開始一直到60年代,受18世紀末19世紀初資產階級經濟危機影響,英國國內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逐漸高漲,工人階級的憲章運動也日趨激烈,曼徹斯特學派的自由放任原則成為一種理想與時尚,梅爾本勛爵的隨意與放任從某種意義上說便是這種思想的典型體現。這一切對于王室****的牴牾應該說是顯而易見的。

  奇怪的是,事實上這一時期英國王室的地位卻仍舊巋然不動,甚至在喬治三世、四世手里逐漸喪失的君王的權力在維多利亞手里還有所恢復。

  原因是復雜的。一方面,由于英帝國主義成功地把這種經濟危機轉嫁給了各殖民地(這一時期英帝主義的堅艦利炮就開到了我國東南沿海),使國內所受影響不大,并很快重新走向穩定和繁榮,從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各種矛盾與斗爭;另一方面以王室為代表的貴族也認識到了時代潮流的巨大變化與不可抗拒,即使是頑固的保守派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著頑強的抵抗,因此貴族與平民的矛盾并未進一步激化,貴族仍舊掌握著主動權。據統計,從1832年到1867年間的每一位首相除比爾外都是出身貴族,其閣僚也大都如此,人們對貴族與王室的地位與權力采取了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特別是,隨著英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日益擴大,遼闊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與文化,復雜的經濟成分,也使英國人渴望一種精神上的凝聚力,他們把這種精神象征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至尊的王室身上,對王室的美好期待、為王權的鞏固帶來的極好的機會。

  當然還應該歸功于阿爾伯特,歸功于維多利亞女王對阿爾伯特的高度信任,正是夫妻倆人的聯袂表演,使女王的形象日益高大,女王的威儀震撼四海。

  一切還得從阿爾伯特說起。

  正如預料的那樣,托利黨人在大選中獲得了勝利,羅伯特·比爾勛爵做了英國的首相。由于在此之前在內侍問題談判中阿爾伯特與比爾勛爵之間的密切配合,使得比爾對阿爾伯特的印象非常之好,他也一直想尋找一切機會促使阿爾伯特盡快地踏入政治生活。

  當時國家正準備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來負責聯合王國的美術事業。比爾看中了阿爾伯特,他早就對阿爾伯特的藝術才能有所耳聞,而阿爾伯特身上所流露出來的那種近似男高音歌唱家的藝術氣質也使他暗暗折服。他請阿爾伯特來負責這個委員會的工作,而這工作也的確合乎阿爾伯特的口味,他對于藝術的熱愛,對于秩序的追求,對于交結文化名流——當然是密切而又矜持的交結的熱情,都使他毫不猶豫地投身其中。在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阿爾伯特用他那德國人的特有的、嚴密的、果斷的腔調說:“我們首先得將各個項目分成不同的‘范疇’來考慮。”

  “范疇?”委員們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是的,這個對阿爾伯特來說幾乎是脫口而出的哲學詞匯,卻令其他委員們感到極其的不適。熱情浪漫而富于想象的英國人怎么也難以接受這個來自長于嚴密思辨的德意志民族的小伙子把一個形而上學的玄乎的哲學詞匯用在藝術上。這的確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上的差異造成的,阿爾伯特把日耳曼人的思維模式帶到英倫大地,必然要與這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化思維發生巨大的沖突與較量,這在阿爾伯特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仍將不時的凸現出來。

  好在阿爾伯特不是個外行。他對于美術方面的非凡的專業知識使得委員們的不適很快就消散了。關于新建筑的四壁的裝飾物,那些壁畫是否要帶有道德色彩,委員們發生了分歧。“應該,完全應該包含著高尚的道德內容。”阿爾伯特十分肯定地說,“盡管很多人對于這些作品只不過是走馬觀花,但畫家可不能由此而忘了還有別人會以更深邃的目光來鑒賞他們”,這番議論使委員們大為折服。

  阿爾伯特的出色表現使他在英國上流社會,在那些傲慢的紳士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他在緊接著的一項更為復雜艱巨的工作中——改革王室內部組織的巨大成功更為自己也為女王贏得了面子,樹立了威信。多年來,王宮內一片混亂,不成體統。各種勾心斗的,相互間的扯皮敵視,各種淫糜與懶散充斥王宮。這樣一種混亂由來已久,即便是那個看來手腕非常的萊恩男爵夫人也無從進行改革。現在她的權柄掌握在阿爾伯特的手里,阿爾伯特帶著德國人的那種嚴謹與自信勇敢地向這道難題宣戰。他首先要斯托克瑪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細心調查并寫出了一份縝密的備忘錄。這份詳盡而嚴密的備忘錄表明,皇帝的管理權,以最莫名其妙的方式被幾個主管分割,而這幾個主管卻彼此獨立,各自擁有界限模糊又變化不定的權力,他們互不負責,也互不協作,卻又沒有一種力量能限制他們,特別是大管家和宮廷大臣,這兩位品銜高勢力大的貴族高傲自私,互不買賬,在白金漢宮,宮廷大臣管轄著除廚房、儲藏室和食品室之外的所有房間,而廚房、儲藏室和食品室則歸大管家管。而至于宮外的一切則由園林處負責。他們之間的不合作常常導致這樣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實:當宮廷大臣或大管家的下屬擦窗子的里面時,外面卻要園林處的人去擦了。

  眾多的役從的管理也同樣過于分散,女管家、僮仆和侍女歸宮廷大臣統轄;廚房司務、廚師、搬運工則隸屬于大管家;而聽差、門衛卻賣命于廄長。只要是不屬于自己管轄的役從不管他在干什么誰也視而不見,懶管閑事。這樣互相慫恿,仆俑中紀律相當渙散,偌大的宮室,那么多的仆俑卻常常連一個影子也見不到。他們想跑開多久就跑開多久,甚至躲到一邊睡大覺去了。而女王陛下的賓客們卻常常無人領他們到安排的房間里去,以至于在迂回曲折的長廊里迷了路,到處亂撞。有一次,女王發現餐廳里的壁爐里從不點火,她詢問原因,回答是:“大管家管置架,宮廷大臣管點火。”

  這樣一種管理上的混亂造成了無以計數的糜費、奢侈和貪污。在宮中有條規矩,凡點過一次的蠟燭就不再使用,但剩下的蠟燭如何處置?都到哪里去了?誰也說不清楚。有一次阿爾伯特在清點賬目時,對一筆用于“紅房子酒”的35先令的細賬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查清:喬治三世時,在溫莎堡曾有一所掛紅簾的警衛室,警衛每天可得到5先令的酒錢。如今這支衛隊早已撤銷,但酒錢卻仍在支付,一個只掛了個膳食官助理閑職而什么事也沒管的士官得到了這筆開支。

  有一件丑聞在當時英國各大報紙上披露,一個叫做瓊斯的17歲少年一次又一次地混入看起來戒備森嚴的幽深的皇宮,有時是裝扮成一個掃煙囪的役從混入其中,有時他干脆便攀越圍墻,鉆過忘了關起來的窗子得以進宮。有一次他在宮中整整待了三天,據他說,他躲在不同的床下,坐過了御座,模仿著國王的訓斥與宣誦。看到了女王并聽到了公主的哭聲,還自己設法搞到了湯和其他食物。最后他躲在女王隔壁的臥室里的一張大沙發的底部,仍舊無人發現,直到他感到了無聊,故意發出一聲恐怖的叫聲,最后才被發現并從沙發底部被拖了出來。令人吃驚的是,就是這個瓊斯在后來又好幾次溜進了白金漢宮繼續那些惡作劇。

  瓊斯并沒有什么出眾的才能,他是一個普通少年,一個普通裁縫的兒子,只不過是好出風頭罷了。

  瓊斯事件把皇宮的混亂無序暴露無遺。

  艱苦的調查之后,阿爾伯特開始行動。他解除了那些互相扯皮的主管而將權力集中到總務長一個人手里,由他本人負責統一管理。除去了多余的人員,整治了松弛的紀律,侍從們人人各司其職。開支也大大地節省了,多年龐雜淤積的弊端蕩滌殆盡,各種丑聞也被杜絕,那個紅房子士官也面臨著兩種選擇,要么放棄薪俸,要么擔負起膳食官助手的職責。

  很快,皇室的風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正賢明,井然有序。多年的積習在阿爾伯特手里一掃而清,看到這一切,維多利亞也感到了特別的輕松與愜意。

  使女王尤為興奮的是,不僅是美滿的婚姻,不僅是皇室的清明肅整,而是她看到她的大英帝國勢力越來越強大,對外擴張中勝利的捷報不斷地傳來,從亞洲、歐洲、非洲、美洲、澳洲,幾乎是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展示了她的大英帝國的影響和力量。甚至從1840年開始,她的堅船利炮已挺進了那個當時在全世界最大也號稱最為強盛的東方大清帝國,并于1842年迫使那個神秘的東方國家簽署了割地賠款的《南京條約》。她的帝國號稱是日不落帝國,她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她為一種帝王至尊的榮譽與威儀所沉醉。

  阿爾伯特決心把女王的這種榮譽與威儀用一種奇特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之變得可感可觸。在阿爾伯特看來,最好的形式便是在英國召開一次萬國博覽會。自從18世紀6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以來,英國在世界工業制造方面一直占著領先地位,各種新的發明創造令人振奮,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紡紗機、阿克萊特的水力紡紗機、克隆普頓的騾機、卡特萊特的水力織布機、瓦特的蒸汽機,特別是19世紀剛由史蒂芬孫發明的火車,令英國人自豪不已。按阿爾伯特的計劃,萬國博覽會不僅展示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的成就,它還將包羅全世界各國在原材料生產、機械制造、機械設計、廠家制作以及在應用與造型藝術中各種先進的最有價值的生產樣品。他感到,這樣龐大的工作只有他的“日不落帝國”才能做到,他們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他們完全可以搜刮到這些最有價值的樣品。萬國博覽會也可以看作是英帝國主義殖民“成績”的大展覽。阿爾伯特深信這一定能使一貫熱衷于殖民政策的維多利亞女王陶醉不已。

  展覽的場地——博覽會大廈應該是巍峨氣派、豪華,這樣才能真正顯示出帝國及帝王的威儀。阿爾伯特把地址選在了著名的海德公園,他又從238種方案中選擇了一種由著名的巨型花房設計師約瑟夫·帕克斯頓設計的大廈設計方案。

  大廈的建筑遇到了資金不足與反對者的嚴重干擾等諸多阻力,反對者們大肆喧囂,宣稱博覽會將成為全英國的暴徒和全歐洲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聚集地,而在它的開幕之日,肯定將有一場騷動甚至可能是一場革命。他們甚至斷言這個玻璃大廈的玻璃頂是有氣孔的,而5000萬只麻雀的糞便將從氣孔中落下把所有的展品弄得一塌糊涂。激怒的新教徒詛咒博覽會是一項狂妄的邪惡工程,它將招致上帝對全民族的懲罰,一位上校在國會辯論時祈禱上蒼將冰雹與雷電轟向這可惡的玻璃大廈……阿爾伯特卻不為所動,頂住一切壓力,他夜以繼日的工作,籌措資金,視察工程進程,主持公眾集會,發表演說,與文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保持聯系,以收集最新工業樣品,他不斷地失眠,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但他朝著自己的目標推進的步伐一刻也沒有放松。

  1851年5月1日在倫敦的海德公園,首屆萬國博覽會在歡欣鼓舞和萬民歡呼的氣氛中開幕了,女王親自主持了開幕式,并為此剪了彩。博覽會玻璃大廈高聳矗立,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令成千上萬的人民激動不已,就連最怨恨的嘲笑者也為如此巨大巍峨的工程所折服,加入到贊美大合唱的行列。這座耀眼奪目的大廈不僅是博覽會的象征,也是維多利亞統治下強盛的大英帝國的象征,也是維多利亞本人作為帝國國王威儀的象征。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更是英帝國主義殖民罪惡的象征。因為英帝國主義的強盛是建立在對本國無產階級壓榨特別是對殖民地人民的壓迫剝削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在19世紀中葉以后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除了它當時在技術上比別的國家的先進因素之外,對龐大的殖民地的殘酷掠奪,是構成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相對穩固的重要基礎。因此,當維多利亞女王笑逐顏開之日正是殖民地人民呻吟之時。但傲慢而自尊、虛榮的維多利亞做夢也不會去做這樣的比較。現在,她只看到各國的國旗在和風中輕拂飄揚,玻璃噴水池吐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德高望重的威靈頓公爵顫顫巍巍地走來,從喬治三世到現在,他經歷了多少稀奇的世事,參與過多少次盛大聚會,卻從來未曾見如此氣派的場面;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失去了平日的肅穆,他的幾十年如一日的平穩的祈禱今天也變得飄忽不定。緊接著600張歡樂的嘴齊聲高唱《阿里路亞》。展覽會舉行了整整六個月,六個月里,吸引了600萬以上的參觀者,創下了16.5萬鎊的利潤,整整六個月,全英國都沉浸在一種狂熱的忘我之境中,人們不僅看到了現代工業文明之偉大,更感到了帝國的強盛與輝煌。女王夫婦此間在英格蘭北部做了一次凱旋式的旅行,就連遠在海峽對岸的巴黎,也為博覽會委員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女王激動地寫道:

  5月1日是我歷史上最偉大的日子,是有史以來最美麗、最莊嚴、最動人的景觀,是我心愛的阿爾伯特的成功……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別的什么了。阿爾伯特的美名將隨著這項偉大的業績而流芳百世,他自己的,和我自己的親愛的國家亦顯出無愧于此,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朕感謝上蒼賜許朕與一位如此偉大、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王子結合,今年將永遠是朕一生中最自豪最幸福的一年。博覽會的閉幕日,正是朕同王子訂婚12周年,這真是一次奇異的巧合。


  二、女王夫婦再也不能容忍帕麥斯頓無視君上的態度,就把他揮到了一邊。


  正當阿爾伯特時來運轉因為1851年的萬國博覽會的成功而使他在處理國家事物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之際,也正當女王陶醉在丈夫為她所帶來的種種榮耀之際,有一位大臣卻并不把他們放在眼里,而處處與他們作對。

  這個人便是當時的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勛爵。

  在帕麥斯頓眼里,阿爾伯特只不過是一個極其普通的異國青年,他出人頭地的惟一理由是他碰巧娶了英國女王,帕麥斯頓瞧不起這位青年,那種過于拘謹的樣子,他沒有一點英國人的浪漫與激情,他甚至不會社交,盡管他縱馬打獵的非凡身手使帕麥斯頓暗暗驚訝這位冷靜理智的青年居然還有這一手,但他很快讓那些富于幻想的浪漫的英國人大感失望,他曾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不過將騎馬當作一種鍛煉或是交通上的便利,而決不是一種游戲。這使得帕麥斯頓的鄙夷更進一層。

  與阿爾伯特恰恰相反。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英國人,干任何事情靠的是直覺本能,而不是理智,是熱情、冒險而不是冷靜、穩重。有一件事典型地體現著帕麥斯頓的氣質。有一天他從奧斯本回來的時候,由于他一貫不遵守時間而誤了回倫敦的火車。他指令開一趟專列,但是站長十分為難地告訴他當天那個時刻在此線路上安排專列是極其危險的,帕麥斯頓固執己見,聲言他必須立即趕到倫敦有要事要辦,刻不容緩。站長在全體職工的支持下堅持反對意見,他說鐵路局可負不起責任。

  “責任?我來負。”帕麥斯頓以一副傲慢專橫的口氣說道。

  站長下令加開專列,外交大臣一路無事,準時趕到倫敦辦事。他的冒險又一次成功。

  即便是在處理國家大事上,帕麥斯頓也往往體現出他的隨意與冒險。他傲慢專橫、惟我獨尊,根本就不把女王放在眼里。

  早在10年前,即1840年前后,在東方的中國,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使英國人顏大失,一批鴉片販子及其他與侵華利益關系密切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狂勢叫囂要用大炮來對付中國,當時擔任外交大臣的帕麥斯頓,作為殖民主義政策的忠實擁躉,此時顯得異常活躍,他曾宣稱:對中國的惟一辦法“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后再做解釋”,為了盡快實現這一目的以免節外生枝,在他的鼓吹與策動下,與內閣一道竟然未向女王奏準便組織了一支艦船48艘,大炮540門,士兵4000人的“東方遠征軍”,發動了震驚世界的鴉片戰爭。雖然戰爭的最后結果——清政府的割地賠款——使女王嘗盡了作為殖民帝國君王的體面與威儀,但帕麥斯頓的先斬后奏、無視女王的行徑使得年輕氣盛的女王暗感不滿。

  而帕麥斯頓卻得寸進尺。

  當他于1846年接替阿伯頓重新擔任外交大臣的時候,他對王權的漠視隨著他對阿爾伯特與日俱增的鄙夷幾乎到了頂點。

  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的婚事成為歐洲列強之間一件矚目的事。競爭伊莎貝拉的未來丈夫的人很多,而薩克思·科堡的利奧波德王子即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的敘表兄弟是其中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

  這令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十分的不安。他野心勃勃,一直希望通過在西班牙王位上安置自己的一個孫子來吞并比利牛斯山脈。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惟一捷徑就是讓自己的小兒子蒙邦塞公爵來娶伊莎貝拉。但這樣的話用心就太明顯了,會立即招來無法克服的反對。但狡猾的法王不知從哪里得到一個十分準確的秘密消息,伊莎貝拉未來丈夫的另一候選人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沒有生育能力,于是他提出了一個他認為極其精妙的方案:伊莎貝拉應和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結婚,而同時讓蒙邦塞娶伊莎貝拉的妹妹斐娜達公主。這個方案的用意在于:當卡蒂斯公爵與伊莎貝拉夫婦沒有孩子時,西班牙王位只能是其妹妹斐娜達的兒子或女兒!老法王曾為自己的這一精妙計劃而竊笑不已。

  但他是高興得太早了。他的詭計還是被人們識破,特別是英王表示了相當的憤慨。由于當時在國際上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勢力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他們一直在尋找削弱對方而壯大自己的途徑。在與西班牙聯姻問題上他們之間的較量也同樣十分激烈。一方面,英國決不允許法國插手控制西班牙,堅決反對蒙邦塞公爵與斐娜達公主之結合,而在法國看來,英國已經在歐洲列強中占盡優勢,而現在卻由英王的叔表兄弟進入西班牙王室,那將是何等的可怕,特別是對于利奧波德王家族——薩克思·科堡家族的勢力法王更是連想也不敢多想,利奧波德王在比利時已根深蒂固,而他的外甥女便是英國女王,一個侄子是英國女王的丈夫,另一個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還有一個是符騰堡大公,真有點像是一個“科堡托拉斯”了,而如果利奧波德王子又做了西班牙女王的丈夫,那么……

  使法王稍稍松了口氣的是,英國政府并無意支持利奧波德王子與伊莎貝拉的婚事,盡管女王夫婦始初也對這件婚事曾懷有某些期望,但理智的斯托克瑪告訴他們,那樣他們同樣會成為眾矢之的。但英方給法王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法國明智地安排蒙邦塞,即在西班牙女王結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娶斐娜達公主。

  經過一系列的談判、磋商,英法雙方達成了協議:英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利奧波德王子為西班牙女王夫婿的候選人,而同時,路易·菲力浦則鄭重地向維多利亞保證,在西班牙女王結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要娶斐娜達公主。

  事情本來是很好地解決了,外交大臣阿伯頓在他任期的最后時刻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好景不長,1846年帕麥斯頓接任了阿伯頓的職位。這位放蕩不羈全憑感覺的家伙卻又把事情弄得稀槽。在一道送交駐馬德里英國公使的公文中,他于一份伊莎貝拉女王婚姻的可能的候選人名單中重新提到了科堡的利奧波德王子,與此同時,他還乘機以激烈的言辭抨擊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與無能。而這份本來缺乏審慎的公文竟然落到了法國首相居素手里,路易·菲力浦本來感到在伊莎貝拉婚事上自己的如意算盤被英王粉碎,窩了一肚子的火,而現在英國居然重提利奧波德,這豈不是撕毀了他們之間的協議嗎?法王按捺不住,他覺得正好抓住這一事件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如意算盤。他給西班牙王太后去了一份公文,宣稱英國正在科堡的婚姻問題上搗鬼,并提醒她注意帕麥斯頓對西班牙政府的仇恨。他說,現在英國已公開與西班牙和法國作對,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擺脫困境,而目前來講對英國最大的打擊就是伊莎貝拉與卡蒂斯公爵,斐娜達與蒙邦塞公爵結婚。

  又驚又氣的皇太后輕信了路易·菲力浦的話。沒過多久,兩場婚禮在同一天舉行了。

  這的確令維多利亞十分惱火,她尋找機會予以報復。當時法國內部矛盾重重,工人、資產階級和封建君主之間的沖突錯綜復雜,革命風起云涌,路易·菲力浦政府面臨著一場嚴重的危機。在這場危機中,英國鎮壓工人運動方面曾給予了一定的援助,充當了鎮壓工人運動的劊子手。現在,女王則下令撤銷對法王的援助。這一來,18個月后,1848年法國發生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7月王朝破滅,他本人及其一家作為落魄流亡者逃往英國,拜倒在維多利亞的腳下。

  而這一切也正是帕麥斯頓所極樂意看到的,帕麥斯頓在思想上是一個極其矛盾而且是樂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國政治家坎寧的忠實信徒,而坎寧的思想核心就是尋求均勢,在一種矛盾中尋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來帕麥斯頓似乎不屬于任何政治派別,他靠不斷地挑起爭端來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斷地從事著這種冒險的游戲。一方面他被認為是一位真正的社會公仆,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們傳誦著這樣一件事:一次他發現格林公園的草地上豎起了鐵欄桿,他立即寫信給負責的大臣,用最嚴厲的詞句下令拆除障礙,他說,這些鐵欄桿是不可容忍的障礙,因為草地的作用本來就是讓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園也是為了他們的愉悅而存在,為什么我們總是忘了這根本的東西呢?他內心里極同情當時風起云涌的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變,一頂頂皇冠紛紛落地,這些都令他十分快樂,阿爾伯特與維多利亞驚訝地發現,在那些年里,他們的對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無論是在德國還是瑞士、奧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國內他又是一個保守派,是英國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沒有任何激進派的特征。

  帕麥斯頓的這種自相矛盾無法被阿爾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來,帕麥斯頓是個瘋子,東一拳西一腳,閉著眼睛瞎撞,沒有一些章法和主見,帕麥斯頓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無政府主義和平民暴動來取代****主義。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在英國當時的憲章運動正在不斷高漲,它將危及英國的已有憲法及君主政體,帕麥斯頓的行徑只能加速這種危機的到來。

  他們之間的這種矛盾使帕麥斯頓感到極其地不自在,他發覺他過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種自由不羈現在處處受到限制和干擾,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雖然把更多的火氣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悅,她的不時地掃向自己的銳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覺得如果沒有阿爾伯特的支持與操縱是不至如此的。

  帕麥斯頓決心用他的英國人的固執與任性去沖擊那個德國人阿爾伯特的理智之墻,阿爾伯特如果執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將他揮到一邊去。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著這一法寶而樹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遲才交給女王,這樣女王根本就沒有時間細看甚至修改,有時他干脆就一意孤行,壓根兒就不送給女王,或者他干脆就耍起無賴來,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異議,但寫公文還是照老樣子發往國外。而事情被女王發覺時,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賠不是,什么不曉得會有這種事呀,一定要給那幫辦事的家伙一頓訓斥呀,什么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視,下不違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樣,如此不斷地重復。

  帕麥斯頓的公文有時激怒了國外的一些君主們,他們紛紛來信譴責女王,因為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義發出去的。以女王名義的公文卻是女王所不贊成或者壓根兒就沒有看到過的,這豈不是對女皇的愚弄?

  帕麥斯頓還有一個絕妙的解釋:每年往外交部發出的公文有2.8萬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閱后方能生效,其延誤將是極嚴重的。另外,既費時又勞神地去把文件交給阿爾伯特做那過于瑣細的審查,對一位日理萬機的大臣來說也太過分了一些。

  面對漠視與愚弄,阿爾伯特和女王不斷地向新任首相約翰勛爵施加壓力,必須采取行動制約帕麥斯頓,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職務。

  一項旨在反對帕麥斯頓的議案在上院以壓倒多數通過。然而,在下院的討論中,帕麥斯頓顯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長達四個多小時的演講中,他把解釋、抨擊、辯論、宣講,平鋪直敘和滔滔雄辯以完美的演講藝術體現出來,而這時,他的對手——羅伯特·比爾爵士已墜馬身殞,沒有誰能在講壇上擊敗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穩如泰山。

  帕麥斯頓依然我行我素,這位外交大臣幾乎成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當時,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兩地的歸屬問題上,普魯士和丹麥發生了沖突,女王夫婦同情普魯士,而帕麥斯頓卻支持丹麥,并于1850年瞞著女王簽署了列強確保丹麥領土完整的條約。女王再也無法容忍,決心搬掉這塊頑石。她通過內閣首相轉給帕麥斯頓一封親筆信,措詞相當嚴厲:

  朕以為有理由為了預防將來的任何誤會,將朕對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簡略的說明。朕要求:

  (1)他將清楚地陳述他在一個既定事件中的企圖,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準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經朕批準,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發生這種行為,朕將以為是對君上無誠意,理所當然地行使朕的憲法權力,罷免這位大臣。

  阿爾伯特也出馬召見了帕麥斯頓,年輕人決心以自己的理智與精謹來治治這個亂沖亂撞的毫無頭腦的老家伙,他的問話暗藏機鋒,直指對手:“你知道女王反對有關什列斯維希的草案,她所以這樣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見遭到了否決,表現著列強各國要求保證丹麥王國領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簽訂了,丹麥國王便以此為由而侵入什列斯維希,那里烽煙四起。如果霍爾施坦也受到侵犯——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決不會坐視不救;而俄國已恐嚇說如果什列斯維希人取勝的話,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現這一非常情況(極有可能挑起一場歐洲大戰)而它又很可能是當我們正在巴莫羅市,約翰勛爵在蘇格蘭的另一地,你將怎么辦呢?鑒于你的先見之明,女王料想你對上述可能性已經有所注意,并要你對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該怎么辦做一明確的回答。”正如阿爾伯特所預料的一樣,帕麥斯頓的確無以回答,因為在他看來,一切只能是隨機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嚴密的方案。他說:“整個事情是極端復雜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會發生。”阿爾伯特堅持再三,整整一個小時費盡氣力想迫使他做出一個明確的答復,卻毫無結果。“除非罷免他,否則將毫無辦法”,阿爾伯特想。

  帕麥斯頓應該從女王的信及阿爾伯特的問話中嗅到某種氣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態度與個人本性決不會使他的行為有任何改變。

  幾個星期以后,有一位奧地利的海諾將軍來到英國。這個人因嚴厲鎮壓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婦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參觀一家釀酒廠時被一個剛剛從維爾那逃回來的工人認出,這位工人參加了奧地利革命,知道這位被稱做“鬣狗將軍”的人的底細,他旋即遭到了工人們圍攻,工人們將他推來攘去,吼聲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腳,他逃進一條胡同,居民們揮舞掃帚緊追其后,他拼命地逃進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護下才得以脫身。這一事件激怒了奧地利政府,奧地利要求英國道歉。帕麥斯頓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與于矛盾中去尋找均衡的政治態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動,因此對此事從內心里十分高興。雖然作為英國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這份道歉公文中卻又加上一句說這位將軍“于此時前來英國似乎不合時宜”,而這份關系重大的公文帕麥斯頓又沒有讓女王或首相過目。顯然,對帕麥斯頓所加的那句話女王夫婦、首相極為不滿,因為,這將給英國、奧地利之間的關系帶來更大的麻煩。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領導者科索茲流亡到了英國,對這樣一位工人運動的領袖女王政府當然恨之入骨,而帕麥斯頓卻表示要在倫敦的家里接待這位匈牙利的愛國志士。他們的矛盾再一次尖銳,帕麥斯頓甚至想以辭職相要挾,最后還是屈服了,但帕麥斯頓的同情革命政治態度卻因此而遠近聞名。幾個星期以后,一個來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頓的激進派團體求見帕麥斯頓并呈上一份請愿書,上面將奧地利和俄國的皇帝蔑之為“丑惡可憎的兇手”和“殘忍的僭主與暴君”,作為君主****下的英國大臣,帕麥斯頓當然在表面上對這些措詞表示了反對,但這種反對是溫和的,而且在這些溫和的談話中他聽任自己真情實感以一種漫不經意的方式流露出來。

  帕麥斯頓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憤慨與咒罵。維多利亞夫婦深感手下的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顯得危險。

  1851年年底,女王夫婦的擔憂達到了極點,這一年12月2日,巴黎發生了路易·拿破侖政變。路易·拿破侖又稱拿破侖三世,是拿破侖·波拿巴即拿破侖一世的侄子,他企圖恢復拿破侖一世的輝煌,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拿破侖曾于1804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惟恐天下不亂的帕麥斯頓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變后的第二天即召見法國大使,對拿破侖行動表示了贊同。女王夫婦大為不悅,兩天后她寫信告訴他,對于法國事務,英國政府的方針是保持絕對中立態度。

  然而不久,在給駐巴黎的英國大使的公文中,帕麥斯頓似乎把女王的告誡當作耳邊風,繼續表示了他對拿破侖的贊同。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給女王,首相也不曾見到就發出去了。

  一連串的事實終于促使女王夫婦下定決心,首相約翰在強大的壓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麥斯頓最終遭到了罷免。

  帕麥斯頓被免使維多利亞夫婦大感輕松。尤其是阿爾伯特,他曾多次感到與帕麥斯頓較量之艱難,他也意識到他與帕麥斯頓之較量實際上是英德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較量。理智戰勝了熱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麥斯頓被揮到了一邊,王權得到了空前的鞏固。


  三、克里米亞槍聲一響,女王夫婦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麥斯頓的垮臺,標志著阿爾伯特在維護王權****上的一次重大勝利。

  自從阿爾伯特躋身英國政治以來,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與才智放在王權的鞏固與擴大上。面對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來黯然失色的君主立憲制,面對國王被看作一個傀儡只會按照大臣的意愿“或點頭以示贊同,或搖首以表不許”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瑪的指引下,阿爾伯特決不放棄維護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機會,在他看來,國王當有為其內閣會議永久之主席的權力,應處于終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無上的懲戒權,國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終地參與政府的決策,他極其羨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樞密院(相當于現今之內閣),同時又是一位立憲君主——盡管阿爾伯特的想法與當時時代的發展背道而馳,但他仍然堅忍不拔地努力將它付諸現實。

  帕麥斯頓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揮到一邊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簡單。由于阿爾伯特與帕麥斯頓的沖突遠遠地超出了倆人之間恩恩怨怨的范圍而涉及到兩個民族文化性格與整個時代主要矛盾之間的對抗,而這種對抗之間的勝負是很難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爾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進步勢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爾伯特又必然招致絕大部分英國從上層到下層的民眾的圍攻,而這種扼制與圍攻隨著帕麥斯頓的被免而變得更加厲害、尖銳。

  阿爾伯特的勝利是短暫的。幾個星期后曾與阿爾伯特站在一邊的首相約翰迫于議院的壓力被迫辭職。由輝格黨人和比爾的追隨者組成的聯合內閣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頓勛爵,而帕麥斯頓再一次進了內閣。

  這還僅僅是一個開端。從帕麥斯頓事件中人們感到社會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這個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職責在實際上卻由一個在憲法上無明文規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對于君主有著模糊而又無限的影響,這個人就是阿爾伯特。阿爾伯特也曾承認自己的責任是融自己個人的存在于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彌補其作為一個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職責時難免會出現的各種缺陷,時刻密切地關注國家事務的各個方面,使她得以在面臨各種紛繁而艱巨的問題或職責時能隨時給她以忠告和支持。這些問題或職責有時是國際事務方面的,有時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社交方面的,個人生活方面的。作為當然的一家之長,她的家務總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員通信交結中的惟一助手,此外還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師,女王的私人秘書以及她的終身大臣,他有這個義務。

  “這是相當危險的”,國民卻總是這樣認為。

  于是所有的怨恨一齊發泄在這個異國青年甚至還包括那個受異國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當時正處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夕,帕麥斯頓極力主張向俄宣戰而阿爾伯特罷免了他,因此到處都在揚言女王的丈夫是一個賣國賊,一個俄國的哈巴狗,他將英國的政策導向有利于英國的敵人的方向。所有的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報刊,公眾集會上的反復張揚,私人談話中的細致渲染,使一切變得更加極端而離奇。甚至在倫敦街頭叫賣的半便士一張的小報上也刊登有這樣的打油詩:

  土耳其戰爭將打響,
  晦氣已經撞上了,
  那個陛下的老公小阿爾,
  成了俄國佬。
  老阿伯頓露了面,
  愁眉苦臉黃又瘦,
  還有約翰老牛挺大肚,
  填滿骯臟的俄國油。
  上星期一夜里猛地一驚,
  阿爾從床上滾下地。
  德國小子滿口囈語中了邪,
  你聽他怎樣抱怨又抽泣!
  他抹淚告訴維:“我要逃,
  一直逃到圣彼得堡。”
  據說維翻身下床,
  用睡帽將他抽了個飽。

  這首詩有一個諷刺性的題目,叫做“可愛的阿爾伯特!”

  到了1854年1月,風傳阿爾伯特因犯了叛國罪被逮捕,還說要將他押解至國家監獄倫敦塔,甚至還有人說女王本人也一并被抓了起來,后來,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倫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這對國家元兇走入監獄。

  真是無稽之至,但它卻說明一個事實,皇家夫婦已不得民心。

  但1855年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為女王夫婦重樹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克里米亞戰爭是1853—1856年間由俄國與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王國之間為爭奪殖民地的一場狗咬狗的戰爭。俄國力圖擊敗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峽,進而插足巴爾干半島,于是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圖控制土耳其,霸占近中東。雖然在阿爾伯特的影響下,罷免了一直力主參戰的帕麥斯頓。阿爾伯特也因此遭到民眾之譴責。但阿爾伯特本人在對待克里米亞戰爭上的態度與帕麥斯頓卻是一致的。1853年10月,俄土戰爭爆發,11月俄軍擊潰錫諾普港的土耳其艦隊,引起了英法極大的不滿,1854年3月,在阿爾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布對俄作戰。

  對俄宣戰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人們這才發現他們誤解了阿爾伯特,人們對阿爾伯特的愛國之心深表敬佩。更為稱心的是,阿爾伯特與維多利亞在第二年即罷免了在戰爭中表現不力的阿伯頓勛爵而重新啟用帕麥斯頓勛爵,帕麥斯頓替代了阿伯頓做了英國的首相。

  一切又朝著向女王夫婦有利的方向發展。

  克里米亞戰爭給克里米亞地區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但給維多利亞女王帶來的卻是種種新的令人高興的體驗,她有更多的機會在各種場合露臉,一展作為帝王之尊嚴。去教堂祈禱戰爭的勝利,接見各國因戰爭問題而頻繁派來的特使,在各種有關戰爭的公文中簽名,自我體味一番作為英國代表之自豪的滋味,特別是給戰爭中的“英雄們”頒獎更令她激動不已。她將自己的熱情、贊美、憐憫與愛傾注在那些“親愛的戰士”身上,她寫信給比利時國王說,這是些“多么高尚的人啊!說真的,我覺得他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我的心為他們而跳動,猶如是我的至愛親朋。他們是那樣感動,那樣興奮,我聽到很多人哭了——他們竟不愿聽從交出勛章以便將他們的名字鐫刻到上面的指示,為的是害怕將得不到由我放進他們手中的那同一枚勛章,這情景真令人感動。還有幾個人來時帶著重傷。”維多利亞被戰士們對她的狂熱的崇拜所陶醉了。

  阿爾伯特卻不滿足于這種表面的榮耀,他考慮的是如何不懈地工作,以將戰爭一步一步導向勝利。

  文件、公文、備忘錄,從他那里源源不絕地發出來,對戰爭的分析與評論也直接影響著戰爭的進程。戰爭期間,他就東方問題發表的評議填滿了50冊對開本。他的忠告與建議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出現在最關鍵的地方;招募一支外籍軍團,在馬耳他建一個兵站,對塞巴斯特堡駐軍的情況設定期匯報和表格說明,甚至在一份十分詳盡的備忘錄中他還勾勒出了對整個軍隊管理進行根本改革的輪廓……當同盟國勝利在望而阿伯頓勛爵卻打算開始和談的關鍵時刻,他對阿伯頓進行了充滿火藥味的攻擊并很快鼓勵女王罷免了他。女王夫婦經常騎馬四處閱兵,鼓舞士氣,作最后沖刺。1856年,塞巴斯特堡終于被攻下來了,正在巴莫羅的阿爾伯特在消息傳來的幾分鐘內和穿著五花八門衣服的全體紳士們、仆從及全體村民——守望者、仆傭、工匠一起出動,游行慶賀,篝火燃起來了,風笛也吹奏起來了,還有排槍齊鳴。

  正因為如此,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使英國人感到了自豪而他們也開始心甘情愿把功勞算在女王夫婦的賬下,面對歡騰的民眾,維多利亞心中涌動著成功的莫大喜悅。

  應當指出,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實質上是英帝國主義殖民戰爭的又一次得逞。在這場罪惡的戰爭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維多利亞夫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這場戰爭對于英國國民來說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它在國內得到了幾乎一致的擁護。這也是19世紀英帝國主義全球殖民政策在國內所得到的一致態度。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回答考茨基的詢問時曾經指出:“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和資產者對它的想法一樣。……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這也是本書在寫到一系列以維多利亞為首的英殖民侵略事件時很少寫到她在國內受到的抵制甚至還更多地著眼于這些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如何促長了維多利亞在國內的威望與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不管他普魯士王子有怎樣的慣例,可不是每天都有娶英國女王長女之事的。”


  就在女王在國內贏得民心、樹立了崇高威信的同時,大英帝國在全球的勢力也日益增強。僅以對遙遠的東方古國中國而言,19世紀中葉,它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幫助鎮壓太平天國,之后在世紀末還參與了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火燒圓明園,正是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搶我財寶,毀我文明,割我土地,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的香港就是1842年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強迫清政府與之簽訂的《南京條約》上割去的。《南京條約》內容除了割讓香港外,還包括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中國抽收進出口稅的稅率須由中英共同議定,不得隨意更改。也正是從《南京條約》開始,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英帝國主義的強盛,更增長女王維多利亞傲視群雄的霸氣,她感到哪怕是在當時一些有很強影響的帝王面前也高人一等。

  路易·拿破侖在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實施軍事獨裁,一年后稱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他企圖像他的伯父拿破侖一世一樣去稱霸全球。他也是一位野心勃勃、傲氣十足的帝王。但在維多利亞面前,他卻顯得黯然失色。

  本來,維多利亞十分厭惡這位在她看來應該是極不光彩的冒險家,特別是因為他與帕麥斯頓的臭味相投更加強了她的不滿。但是因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為了共同的利益結成了同盟軍之后,他們不得不走到一塊。首先是拿破侖皇帝偕皇室訪問了英國,拿破侖夫婦的來訪完全改變了維多利亞以前的態度,維多利亞感到了極大的滿足,因為她看到,正是這個在法國威風凜凜的帝王在自己面前卻表現得那么文靜、樸實、幽雅、謙虛,他似乎在尋找一切機會以討得女王的歡心:騎馬或是跳舞,或是帶著最崇敬的專注坐在阿爾伯特面前聆聽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儼然便是一個聽話的小學生,他甚至公開宣稱他還從未遇到過堪和阿爾伯特相匹的人。

  皇后歐吉妮亞也使女王感到了自己的特殊的身份與特別的意義。是的,正值青春美貌的鼎盛期的歐吉妮亞風度翩翩,容貌傾城。一身典雅而高貴的巴黎精工制作的箍襯裙將她高挑而苗條的身段襯托得淋漓盡致,嫻雅而又時髦。而維多利亞則已近中年,原本略胖的身材現在已因中年發福而更顯臃腫,而那套大紅大綠的服裝也顯得鄉土氣十足。但維多利亞并不顯得難堪,更不至于妒火中燒。在阿爾伯特的影響下,她早已習慣了這份土氣,它更顯真實、自然、樸素,她想到的是,這個風韻異常的女子寧愿寸步不離的走在自己的身邊,一步一趨,這本身就說明了一切:那位繁飾而美貌的皇后只不過是女王內在的莊嚴的絕對力量的烘托物罷了。

  更使維多利亞陶醉的是她對法國回訪時所受到的隆重禮遇,這跟女王接待法王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照。皇帝在壯觀的凡爾賽宮為她舉辦了盛大的歡迎晚會,各種各樣的紳士名流都以結識英國女王為榮,一位后來成為普魯士帝國首相和德意志帝國宰相的普魯士紳士俾斯麥也擠進來和她交談。她還發現她下榻的房間也極合她的胃口,就好像有人曾對她在溫莎寢宮的房間做過專門考察似的,甚至在她訪法三天后,她在英國的小狗也被帶到她的居室汪汪地向著主人叫喚了,她知道那不過是因為她第一次來到房間時隨便說了一句,如果她的小狗也在的話,她真正以為待在家中了。

  1858年維多利亞的大女兒普西公主與普魯士王子即將舉行婚禮。一切都很順利,但臨到最后,圍繞婚禮舉行地點英普雙方發生了分歧。普魯士方面提出,按慣例皇家血統的王子必須在柏林結婚,而這一次也不得例外。這使得女王夫婦十分氣憤。普西公主是女王夫婦的掌上明珠,她無論在哪方面都酷似她的父親:她富于同情、聰明伶俐,對藝術和科學有極大的興趣與極高的天賦,并對備忘錄有著強烈的歡喜,而這些素質在留在身邊的兒子身上卻一點也不曾流露出來。因此女王夫婦十分鐘愛她,做父親的自不必說,即使是維多利亞也常常為在女兒身上發現阿爾伯特的影子而欣喜若狂,因為她也太愛阿爾伯特了,她對女兒的愛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對丈夫的依戀,女兒要走,使她感到不僅僅是失去了自己的親生骨肉,而且也部分地失去了阿爾伯特。正是這樣一種感情,使維多利亞堅持女兒的婚禮一定要在倫敦舉行,她要好好地操辦操辦。

  她下了一道嚴厲的手諭訓令外交大臣告訴普魯士大使:

  不要在這一問題上懷有僥幸……不論是為公還是為私,女王都決不會同意此事。那種覺得一位普魯士王子前往英國迎娶一位大不列顛的公主為太過分了的想法,至少也應該說是太可笑了。……不管他普魯士國王子有怎樣的慣例,可不是每天都會有娶英國女王長女之事的,因此這一問題必須認作已經講定,再無可言。

  女王的語氣十分堅決、生硬。她還特意在普魯士與大不列顛底下加上著重號,目的在于提醒普魯士人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在這場較量中,維多利亞又一次獲得了勝利。婚禮在倫敦的圣·詹姆斯教堂舉行,之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到處都張燈結彩,到處都是歡樂的人群,女王還專門為新郎新娘舉辦了隆重的音樂會,在溫莎滑鐵盧廳還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各界名流云集一堂,共致祝賀,“所有的人對維基都極力表示友好親切,到處熱情洋溢”維多利亞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女兒的婚禮完全按照她所設計的方案舉行,甚至其熱烈的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從中感到了快樂和滿足,她知道這樣的一種熱烈的場面完全是她作為英國帝王的威儀所致。她走入人群,向各界紳士名流、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大使和其他貴賓們紛紛致意,她的步伐穩重而傲慢,她以一種帝國至尊的居高臨下的目光掃視一切。


  五、皇室的生活井井有條、和諧幸福,義務德行淳樸取代了混亂、懶惰和詭譎,這一切構成了這個時代生活的典范。


  從1840年2月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結婚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是維多利亞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在阿爾伯特的輔佐下,她極大地感受到了作為一個帝國至尊的莫大榮耀,她十分高興地看到英國君主的權力正在一步一步的加強,盡管這過程中也遇到過種種挫折,例如與帕麥斯頓的艱難斗爭,使女王常常生一些身不由己之感。但總體說來,她是滿足的,有那位高大英俊、果斷善思的丈夫擋在前面,她總是那么的安全。只有在他的面前,她,這個慣于居高臨下的顯赫的女王才顯示出她作為女人的天性的至柔至弱的一面:她像一只依人的小鳥偎依在丈夫的身邊。

  除了剛結婚后那極短的一段時間有過一些不適應外,他們在一起的絕大部分時光是美滿和諧的,他們的配合天衣無縫。在處理國務上,阿爾伯特總是竭盡全力地維護王室權力,而維多利亞也充分地相信這位才華出眾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他們嚴于律己,他們互敬互愛,他們的生活典雅有序而又不失浪漫。整個英國處在一個極其繁榮的時代,而人們已習慣于把這時代的繁榮與皇家生活的健康、純正聯系在一起,全英國社會都在稱贊他們、羨慕他們,人們透過皇室的幸福生活看到了他們理想中的天倫之樂。人們喜歡這種由愛情締結的婚姻,一切都是那樣井井有條、和諧幸福,義務德行淳樸替代了混亂、懶惰和詭譎,人們愿意把它看作是這個上升的社會和時代的象征。

  維多利亞對阿爾伯特的信任與依賴達到了頂點。

  所有的呈件首先都必須由阿爾伯特過目,阿爾伯特認真翻閱這些呈件,并在重要處寫下自己的建議或者寫一份詳盡的備忘錄,這些呈件由阿爾伯特按輕重緩急分類整理,整整齊齊放在女王面前,由女王審閱、簽名。維多利亞覺得丈夫的見解總是那么的正確無誤,這使她省去了很多的麻煩,有時她甚至看也用不著看,簽一個名也就放心了。在很多的情況下,阿爾伯特的意見就是女王的意見,而阿爾伯特對此也相當自信,有時,他交給女王一份草案讓她簽名,他或者會說:“這是我為你擬就的一份草案,看看吧,我想這樣就行了。”

  當然,阿爾伯特也決不會因為女王的信任就欺上瞞下,一意孤行。他是一個辦事極其認真的人,他每天都必須閱讀處理大量的呈件,為此他的娛樂時間越來越少,社交的愿望也被壓縮到最小限度,即使參加也只不過是敷衍一下。每天早上,天還未亮,阿爾伯特寫字臺前的那盞綠色書寫臺燈就亮了,映照著阿爾伯特伏案工作的姿態,如同一尊雕塑,那么的專心致志,一絲不動。直到女王也早早地起床,輕手輕腳地來到緊挨著他的那張寫字臺的書桌前,然后點燃臺燈,阿爾伯特方轉過頭去,與妻子相視一笑,然后埋頭工作。維多利亞坐了下來這才發現,在她的桌上已經整整齊齊地擺著有阿爾伯特整理好的一大摞只待她簽名的呈件。維多利亞拿過一份呈件,一邊簽名,一邊從心底油然生起一股感激之情,她禁不住又朝身邊的丈夫柔情地看了一眼。

  天還沒有亮。

  女王夫婦每天緊張的工作就是這樣開始的。

  除了批閱呈件,夫婦倆還要處理大量的政府事務,如接見外國貴賓啦,為博物館剪彩啦,參加醫院的奠基儀式啦,在皇家農業協會上發表演說啦,出席英國科學促進會的會議啦等等,忙得不亦樂乎,夫婦倆人也總是把盡自己處理紛繁復雜的政府事務的職責當作自己的樂事。需要他們處理的事情越多,不正是說明了王權的強大么?要是什么事也沒有,那又意味著什么?

  女王夫婦總是在處理這些事件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膽識與才能。特別是那個阿爾伯特總是會有一些令人驚喜的舉動,例如他曾為國家美術館擬定規章,并將所有的名畫按其流派掛列,這一舉動使得那些美術專家們也不能不對阿爾伯特的美術知識與鑒賞能力欽佩不已。又比如,他曾設想如何變污水為農肥,并獲得長足的進展,他解釋說,通過某種適當的裝置,經過自下而上的過濾,便可以截留漬質并放出流污以澆灌,這一設計如果成功將比以往所有計劃要節省數萬鎊。他還對平版印刷術原理進行過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女王夫婦還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孩子們的教育上,他們把對皇室子女的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職責,也是國家的需要。因為皇室子女的特殊地位對英國未來的發展有著特殊之意義。

  除了大兒子帕蒂(即威爾斯王子)、長女普西公主,1850年他們有了阿瑟王子,三年后有了利奧波德王子,而后又有了比阿特麗斯公主。子女越來越多而教育的任務也越來越艱巨。阿爾伯特與維多利亞都十分重視教育對于孩子未來發展的重大作用,因為他們倆人本身就是嚴格系統教育下的產物,而這些教育至今對他們產生重大影響。是斯托克瑪造就了阿爾伯特,是萊恩男爵夫人造就了維多利亞,現在他們也要為自己的子女尋找新一代的斯托克瑪與萊恩。他們曾在一份備忘錄里為挑選長子威爾斯王子的先生制定了“某些原則”,他們認為只有很好地遵循了這些原則的先生們才能像斯托克瑪與萊恩一樣對他們的子女們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備忘錄說:

  判別社會上一位紳士的素質是:①他的外表,其舉止與服飾,②他接人待物的特點,③他于談話中或其所置身的任何社交場合里應付自如的愿望及能力。

  備忘錄對這幾點做了好幾頁的詳細的闡述,最后總結道:

  如果他們能充分認識其所處地位上的責任,以上述諸點為綱,能在一切場合都根據這些原則來發揮其自身的好見識,不以任何一個細節為過于瑣屑而予以輕視,而是持之以恒地克守節操,他們便能對年輕的王子做出至關重要的貢獻而不辜負皇家父母選賢的美意。

  這份備忘錄寄予了皇家夫婦望子成龍的苦心。

  然而令這對皇家夫婦遺憾的是,威爾斯王子,這個未來英國國王的繼承人,這個皇家夫婦寄予希望最大的孩子卻在體質、智力和道德諸方面都不盡人意。他對于一切要動腦筋的事都無一例外地產生一種根深蒂固的厭惡,比如說,他曾在一個精選的導師團的陪同下,做了一次大陸旅行,出發前父親要他寫日記,記下最有意義之事,回來后,阿爾伯特翻開日記一看,卻什么也沒有,難道一個英國王子,一個未來的國王在對各地的訪問中沒有一件有趣的觀感?威爾斯王子顯然不像他的父親,阿爾伯特不是對詳盡嚴謹的備忘錄情有獨鐘嗎?他也不像他的母親,維多利亞從13歲起就一日不停地寫日記,在日記里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威爾斯王子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它們太費腦子了,他一天到晚不學無術,憑感覺生活,浪蕩輕浮,追求物質感官上的享樂,他經常偷偷地與那些品行極差的常常惡作劇的孩子混在一起。后來阿爾伯特將他送往牛津學習,但他總是尋找一切機會和那些大學肄業生混在一起。

  女王夫婦只能希望以更多的努力去挽救這根嫩枝,讓他朝著健康的方向成長。最優秀的家庭教師被挑選進來,他們還親自修改了課程,安排課程表,讓孩子始終處在循環往復的示范、句法練習、紀年、譜系、海圖等氛圍之中,他們始終與教師們保持密切的聯系,字條往來不絕,或是詢問,或是匯報成績,或是做詳細的介紹,或是備忘錄。這些字條都被女王夫婦仔細地分門別類地保存下來,在他們看來,這些字條都反映了王子成長過程的痕跡,都是調查對王子教育的極好的參考資料。女王夫婦特別注意王子的品行教育,他們認為,這位王位繼承人應防止受到外界最小可能的污染,他只是偶爾地被準許邀請幾個貴族子弟、品行端正的孩子和他一起在白金漢宮的花園里玩,而阿爾伯特夫婦則在一邊一絲不茍地監督著他們的游戲。在王子17歲生日時,女王夫婦特意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告誡兒子已經進入了成年期,應從此履行作為一名基督教紳士的義務:

  人生是由各種義務組成的,而得體地、嚴格地、欣然地履行這些義務乃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個真正的戰士和一個真正的紳士的本色……一個新的人生領域正在向你展開,在那里你將被教會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這是一項你要學習的課程,較之迄今為止你所進行的任何一門課都更為重要。

  一向滿不在乎的帕蒂讀到這里也被父母的良苦用心所感動,流下了眼淚。

  與此同時,女王夫婦倆人的感情也日見深厚。他們常常忙中偷閑,尋得片刻的輕松與歡愉正反映出了夫妻倆人感情上的相互滿足。餐桌上一向沉穩的阿爾伯特妙語連珠,異常活躍,維多利亞也常常在丈夫的風趣面前張口大笑。阿爾伯特總喜歡在鋼琴上彈奏門德爾松的曲子,門德爾松所描繪的田園風光令夫婦倆人流連忘返。他們有時品評起臥室四壁上所掛的那些著名油畫,他們尤其喜歡18世紀著名畫家蓋恩斯巴勒的風景畫,而在整個房子里最醒目也最令女王夫婦陶醉的是德國畫家溫德哈德為他們倆人畫的肖像,倆人的畫像被置于正壁最居中的位置,畫幅間隱隱地彌漫出一縷神靈之氣。

  有時得了一段時間的空閑,他們便去蘇格蘭高原旅游,在那里去尋求只屬于他們兩個人的歡樂世界。

  蘇格蘭高原真是一個遠離塵世的遙遠的世外桃源。維多利亞自從于結婚之初和阿爾伯特去過一次以后,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心便留在了那個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的地方。從此去蘇格蘭高原旅游便成為女王夫婦共同的嗜好。幾乎是每個夏天,他們都要到那里去度假,他們的這種愛好,一直到阿爾伯特去世都沒有中斷過,每去一次,女王都會為新的感受而欣喜萬分。一次他們攀上了一座山峰,望著眼前蔥綠開闊的景色,女王幾乎都快要陶醉了。她寫道:

  啊,還有什么可以比自然的美呢?我們在其中得到了何等的樂趣!阿爾伯特如

  此地喜歡,他在這里簡直要發狂了,我從未上過這樣一座山,十足的浪漫風味!

  蘇格蘭拙樸、粗獷的山野景色使女王夫婦流連忘返。那遠處隨風飄來的蘇格蘭獨有的風笛聲仿佛把他們帶到了世外桃源。他們在外出旅行時,常常假扮某個故事中的人物,一次他們給自己取名為“丘吉爾爵爺夫婦”,在他們的身后跟著牽馬的蘇格蘭山民。

  女王夫婦對這些淳樸、實在的山民懷有良好的印象,女王說:“高原人從不怕麻煩,總是高高興興,說走就走,說跑就跑,說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他們從不找麻煩,很快樂,又很和氣,隨時準備為你奔走,去做任何事。”

  他們和山民們相處融洽,經常在一起愉快交談。女王說:“我們總是愛和高原人攀談,和他們說話,你能那么深地接觸到高原”,漸漸的,女王夫婦對蘇格蘭的一切都喜歡起來,包括他們的服飾、習俗,還有他們的風笛。

  一次,女王夫婦來到布列達爾彭爵爺家里小住,他們驚喜地發現這里有九位風笛手。每當他們進餐時,無論是早餐、午餐、還是晚餐,這些風笛手們就輪流在室外吹奏風笛。有時一人吹,有時三人同吹,有時全部都來吹。女王夫婦對這一習俗感到又快樂又驚異,尤其是女王,她被這獨特的進餐方式迷住了。從那以后,女王將這種就餐方式帶進了王宮,一直延續不斷,直至今天的伊麗莎白二世,仍保留了這種古老的王室規則:每天早餐都有一位侍從在室外吹奏15分鐘的風笛。

  1848年女王在那里挑下了巴莫羅別墅,這是阿伯丁郡荒原中靠近布雷瑪的一處小莊園。四年后,她把這塊地方買下了。她能更加自由自在地過著一種田園生活了。在那里,她可以每晚品味他們倆人的浪漫情調,也可以整日不受任何騷擾地沉浸于對阿爾伯特的情愛之中。莊園的環境十分迷人,他們住在兩三間小起居室里,孩子們被安排在樓上,而隨從的大臣則在一間極小的臥室里做全部的事情。夫婦倆人在這兩三間居室里覺得非常安逸自在。在那里他們隨心所欲地跑進跑去。他們常常把孩子和侍從丟在莊園,雙雙外出寫生、散步、看奔跑的紅鹿,或者走訪村民,有時甚至冒險到阿特·納吉烏河塞克的“堡塞”去住一兩夜,去體驗野居的荒涼與孤寂。他們常常去攀登群山,每登上一座山峰,他們便要搬來很多石頭碼成一個城堡的模型以示紀念,在這種紀念石堆的堆砌中他們感到回到了自己童年的那種無憂無慮地做著游戲的快樂。

  最后,當那座我想總有七八英尺高的紀念石堆接近建成的時候,阿爾伯特登上頂部,放上了最后一塊石頭,這之后又是三聲歡呼。這是一幅快樂,美妙而又動人的情景,我禁不住哭了。站在可愛的山巔極目望去景色是那樣的美麗,天空是那樣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樣的愜意。

  女王曾這樣回憶起他們的那段頗有傳奇色彩的生活。

  后來,阿爾伯特推倒了這座舊的小莊園,而在原址重新建一座由他親自設計的城堡。城堡于1855年竣工,外觀宏偉,完全按蘇格蘭豪華的風格以花崗巖建成。有一個100英尺高的塔樓和數許小角樓,并圈以雉堞墻,它巧妙地建制在可以俯瞰周圍的群山以及鄰近的迪伊河最美的景色的地方。至于別墅的內部裝飾,也充分體現了蘇格蘭情調:墻壁、地板、桌椅、幃幔等等,凡是能裝飾起來的地方都鋪上了蘇格蘭的傳統格子花呢,女王還將親手畫的一幅水彩寫生掛在了墻上。阿爾伯特則將在日耳曼獵獲的一頭野豬的豬頭掛在了墻上。在大廳里,還擺放著一尊大小如真人的阿爾伯特身穿蘇格蘭高原服的塑像。

  女王快樂極了,她寫道:

  我的心一年比一年更縈系這個樂園……現在一切都成了我愛的阿爾伯特自己的創造,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建筑,自己的設計……他的崇高趣味,他的親愛的手痕,處處都印遍了!

  的確,在這里維多利亞度過了自己最幸福的時光。在以后的歲月里,她更多的是沉浸在對這一段生活的回憶之中,而每當她回首往事的時候,她總感到有一種光輝、一種脫俗而神圣的靈光,照耀在那些金色的時辰之上,每一個神圣的時刻都歷歷在目,美不勝收,意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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